今日係十二港人被擄走嘅第367日,過咗一年,任全牛同盧思位而家點呢?
曾代表 12 港人的大陸人權律師盧思位,最近在外地出差,為朋友的生意做法律工作。他和另一位 12 港人案律師任全牛一樣,在今年初被當局吊銷律師執照。官方給出的理由是,盧思位在 Twitter 上轉發的推文「危害國家安全」,任全牛的「罪名」則是在 2018 年為法輪功學員做辯護律師。
「接手 12 港人案是(吊銷執照)決定性因素。」盧思位和任全牛判斷。
大半年來,盧思位處於失業狀態,他說幫朋友的忙其實也沒什麼報酬,平日自己留在家裏看書,去了一趟西藏旅行。任全牛從事律師工作將近 10 年,如今沒法重新找工作,收入減少,只能嘗試找其他法律相關事務。
在中國大陸,律師若被吊銷執照,可循兩個途徑進行復議:第一,向政府或司法部申請行政復議;第二,向法院提出行政訴訟。
這兩條路,盧思位、任全牛都走了一遍。然而盧思位說,一切都像「陷入了黑洞」。
他們首先均向當地政府及司法部申請行政復議,「沒回覆,啥都沒有。」然後,他們又向各自省份的法院提起行政訴訟,盧思位還向北京的法院提起訴訟,結果,「北京市三中院根本沒有回覆,連立案都沒有。特快專遞他們都簽收了。」不僅如此,成都市中院還把盧思位的訴訟材料整份寄了回來。
盧思位給成都的法院打電話,對方說:「這件事不歸我們管。」
「整件事後面有一隻看不見的黑手。」盧思位說。
盧思位不忿氣,他轉而告成都司法廳不受理他申請行政訴訟一事。今年七月,他來到成都青羊區人民法院上訴,為證明自己來過法院,他用電話自拍,隨即有四名警察上前搶奪電話,將他壓在地上,其中一名警員以膝蓋跪在盧思位頸上,致使他無法呼吸,「跟(美國)弗洛伊德案一樣。」
他再也沒有報案。「玩我是一個遊戲。」他說。
後來,盧思位稱獲得消息,得知在自己代理 12 港人案期間,參與對他的維穩工作的人員,有約 500 人,但他說自己沒法獲得實質證據。「國安、國保、律協⋯⋯」他逐個數出,例如當他要去深圳要求會見香港當事人,剛飛過去,已經有深圳警察在守候他。他又聽說維穩人員需要攔截、監視前去法院、看所守的記者和外交官,律師協會也需要找人維穩那些希望聲援他的律師們。
盧思位認為,當局內部對律師有類似評分的機制,例如公開發表文章就加幾分,接 12 港人案就加幾分。到了一定程度,就會吊銷律師執照,甚至有牢獄之災。
「他們(內地維權律師)用了他們的 quota。這些都是要記帳的。」鄒幸彤說。「2019 年成日講,抗爭就有犧牲,這些就是擺在眼前的犧牲。你要在香港抗爭下去,就會面對同樣的事,而你有冇決心面對這些犧牲?」
深圳法院在 12 月 30 日就 12 港人案作出判決,其中兩個未成年人不獲起訴、當日移交回港,8 人被判 7 個月監禁,於 3 月 22 日刑滿移港,而鄧棨然、喬映瑜二人則分別被判 3 年和 2 年監禁,目前仍在大陸服刑。
判刑之後,盧思位、任全牛所代表的喬映瑜、黃偉然之家屬,均有向他們諮詢內地服刑的相關事項。再後來,他們都斷了聯繫。
在盧和任被吊銷執照時,喬、黃的家屬曾公開發聲,稱感到「非常震驚和惋惜」。黃偉然家屬指,任全牛陪伴他們度過人生最灰暗的四個月,即使不斷被當局約談,亦堅持不退出案件,還安慰及鼓勵家屬。喬映瑜家屬則說,盧思位處理案件恰如其分,「沒說國家半點壞話,卻竟有今日的後果?」
任全牛回憶,黃偉然太太和媽媽過往與他通話時,是重情義的人,即使他們之後沒再聯繫他,他亦相信,一切是礙於安全考慮。
對代理 12 港人案,盧思位和任全牛說,從不後悔。
「我是很感性的人⋯⋯不要說自己希望社會公平,如果今天我仍是律師,我還是會去做(12 港人案)。」盧思位說,「後來知道李宇軒的案子很敏感,但對我來講,我還是會接的。沒什麼後悔。」
「有人可能會說我根本不懂政治、幼稚⋯⋯但我認為,在中國,還是有律師追求公義。」盧思位想了一會,「有人一輩子也沒經歷過歷史,但我經歷了,這是我職業的一個高度。」
「我很體面地丟掉了飯碗。」任全牛總是笑呵呵的樣子,「我們為了職業尊嚴,做出這樣的事,沒有任何遺憾。」
他們為香港的變化心痛,又說 12 港人事件,是大陸人權律師群體「第一次為香港公民維權」,沒想到變成香港和內地互相分享公民社會力量的「絕唱」。
盧思位一直記掛喬映瑜情緒病的狀況,「希望她的家屬一定要爭取會見權利。」他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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