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俄羅斯的中央-地方關係中,也有相似的事情存在。美國社會學家弗拉基米爾·什拉彭托克 (Vladimir Shlapentokh) 有一本著作,名叫《當代俄羅斯封建社會》,在其中他說道:「與普京承諾在全國範圍內執行社會秩序和聯邦法律相反,克里姆林宮允許地區領導人像封建領主一樣行事,只要他們表現出對克里姆林宮的忠誠,並隨時準備支持普京對抗他的競爭對手。普京幾乎從來沒有因為一個州長在自己的地盤上犯下不正當或非法的行為而罷免他……普京把地方長官和總統趕出了國家政治,然而,他並沒有試圖控制他們在自己地區內的行為。」在許多地方,特別是在民族共和國,各處的領導人在經濟上享受國家的大量資助,在政治上不受挑戰,在行為上不受約束(中央政府幫助這些人消除了地區內大多數對立的權力中心,地方議會、政黨和自由新聞媒體都被消滅或者抑制)。拉姆贊·卡德羅夫只是這一階層中最醒目的角色,比如前任韃靼共和國總統明季梅爾·沙伊米耶夫,前任卡爾梅克共和國總統基爾桑·伊柳姆日諾夫也都以行為肆意聞名於世。什拉彭托克的這個觀察也得到了其他一些研究者的贊同,他們認為,在新中央集權運動中聯邦中央雖然擴充了權力,但是由於克里姆林宮薄弱的治理能力,使得他們無法對地方施政進行有效評估。這導致地方與中央之間達成了某種非正式的交易,讓地方長官以「忠誠換不干涉」,把地方變成純粹的采邑。
現在回顧起來,我們可以說,一方面,普京自執政以來的「去聯邦化」/「新中央集權」運動確實在相當程度上收緊了俄羅斯國家,「由於重申了中央集權國家的行政能力,國家的分裂已經停止並得到扭轉。中心在失去對權力槓桿的控制達十年之久之後,再次能夠確立其對各地區的統治地位,凌駕於它們之上。」但另一方面,這種集權並非從下而上授權的契約行為,而來自於統治集團內部的零和鬥爭。由此而達成的集權並不全然是現代民族國家那種法理、官僚制上的統一行政,而是某種沙皇制的復歸。普京為了權力的穩固,實際上同地方精英做了某種交易,使得中央-地方關係現在變得極度政治化/個人化。所以,看起來普京加強了俄國的中央集權,但這一加強卻也藏着深深的隱患。俄國國家看起來空前強大,但內裏卻顯得虛弱。
由此造成的結果大概是,普京在台上一日,那麼俄國的地方就會保持對中央的順服。他不在了呢?拉姆贊•卡德羅夫會不會以為,自己已經從封建契約中脫離,從此可以自行其事。其他民族、地方的領導人會不會也有同樣的想法呢?
我們至少可以得出一個結論,那就是普京所建立的國家政制是不穩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