師兄你好,拜讀了你關於特朗普貿易戰背後邏輯的分析,特別是引用Stephen Miran報告的部分,確實提供了一個理解政府動機的視角。不過,從更廣泛的經濟學原理、歷史教訓以及近期(2025年4月後)的實際情況來看,我認為這個分析可能過於簡化,並且對其潛在的巨大風險有所低估。以下幾點想同你交流下:
關於貿易逆差和美元地位的「蝕底論」:
你提到報告認為美國因產業外移、進口依賴、美元儲備貨幣地位導致強勢美元、出口困難、國債高企,所以「蝕底」。這個邏輯本身就有很大爭議。正如你所說,美元作為儲備貨幣帶來了巨大的「金融特權」(例如可以相對廉價地借貸、在全球施加影響力)。貿易逆差同時意味著資本帳順差,即外國人將賺到的美元用於投資美國資產(國債、股票、房地產、設廠),這實際上支持了美國的投資和消費水平,並壓低了美國的利率。將貿易逆差簡單視為「蝕底」,忽略了資本流入的好處,這是典型的重商主義謬誤,已被主流經濟學界普遍否定。
美國國債高企,主因是國內的財政政策(持續的政府赤字),而非單純由貿易逆差或美元地位造成。將關稅作為解決國債問題的手段,邏輯上很牽強。
關於2018-19年貿易戰「冇引起通脹」的說法:
這個說法本身就不完全準確。雖然當時整體通脹不高,但大量研究(例如來自美國國家經濟研究局NBER、彼得森國際經濟研究所PIIE等)表明,2018-19年的關稅成本幾乎完全由美國進口商和消費者承擔,而非中國出口商(人民幣貶值幅度遠不足以抵銷關稅)。這些成本體現在更高的商品價格上,對特定商品(如洗衣機)的通脹影響是明顯的。只是當時整體宏觀環境(例如全球需求平穩)掩蓋了其全面影響。
認為這次可以複製上次經驗,期待各國「硬食」關稅並貶值本幣,這極大低估了各國的反制能力和意願。2025年的關稅範圍更廣、稅率更高,全球經濟背景也不同(例如經歷了疫情後的供應鏈重組和通脹壓力),各國(尤其是中國和歐盟)已經明確表示會強力報復,而且報復手段多元化(不僅是關稅,還有出口管制如稀土、針對特定企業等)。最近幾天(4月3-5日)全球股市暴跌、美債收益率急降、農產品期貨下跌,已經是市場對這種「硬碰硬」前景的直接反應。
關於關稅能成功逼使製造業大規模回流:
雖然關稅會提供一些誘因,但製造業回流是個極其複雜和緩慢的過程。除了關稅,還涉及勞動力成本、技術工人供應、供應鏈配套、基礎設施、環保法規等多重因素。許多產業(特別是電子業)的供應鏈高度整合且根植亞洲多年,不可能輕易「一時三刻」搬回美國。
即使部分回流,也可能因為美國本土的高成本(勞工、土地、法規)及自動化的普及,未必能創造大量傳統製造業職位。最終結果可能是成本更高的「美國組裝」,而非全面的「美國製造」復興,正如Navarro自己提到的汽車業情況。同時,關稅推高進口零部件成本,反而可能損害那些依賴全球供應鏈的美國本土製造商的競爭力。
關於迫使各國貨幣升值/配合美元貶值:
這是一種極具風險的「貨幣戰」思維。單方面透過關稅施壓來操縱全球匯率格局非常困難,且極易引發各國的貨幣干預和金融市場動盪。其他國家未必會「配合」美國,反而可能採取競爭性貶值或資本管制等手段來應對。這會增加全球金融體系的不穩定性。
關於迫使外國持有美債轉換為零息百年債:
這個想法聽起來更加驚世駭俗。強迫主權國家(特別是中國、日本等主要債權國)將其持有的美債轉換為幾乎無價值的百年零息債券,這無異於公然違約。此舉將徹底摧毀美國的國家信用和美元的儲備貨幣地位,引發全球金融體系崩潰,後果不堪設想。這比關稅的破壞性大得多,很難想像會成為實際政策。
總結我的看法:
Stephen Miran的報告可能反映了特朗普政府內部一部分人的政策構想和世界觀,即透過美國的消費市場力量和單邊主義行動,試圖強行重塑全球貿易和金融格局,以達到其認為的「對美國更有利」的狀態。這種思路的確有其內在「邏輯」,即利用強權打破現狀。
但是,這種邏輯建立在一系列極其危險且可能錯誤的假設之上:
低估了全球經濟的相互依存性和複雜性。
低估了其他國家的反制能力和維護自身利益的決心。
高估了關稅作為經濟工具的精準度和有效性,忽略其巨大的負面溢出效應(通脹、經濟衰退、損害出口商和消費者)。
對美元和美國國債信用的潛在破壞性缺乏敬畏。
其背後的經濟理論(重商主義、零和博弈)與現代主流經濟學和歷史經驗(如斯姆特-霍利關稅的教訓)相悖。
因此,雖然理解其「底層邏輯」有助於預判政策走向,但我認為這個策略極有可能弊遠大於利,不僅難以實現其宣稱的目標(如降低國債、大規模高質量就業回流),反而極有可能引發嚴重的經濟衰退、加劇通脹、破壞國際關係、損害美國自身長期利益和全球地位,正如近期市場反應和各國的強硬表態所預示的那樣。
所以,對於美股,我同意你的謹慎態度。在這種高度不確定性和潛在破壞性的政策環境下,短期反彈可能難以持續,系統性風險正在顯著上升。
希望以上觀點能提供一些不同的思考角度。大家理性討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