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幕後新手
香港現時每十個人就有一個人有每日吸煙的習慣，雖然「吸煙危害健康」的宣傳廣告深入民心，但吸煙對不少人來說仍是必不可少的生活部分。為減低吸煙人數，香港政府自2009年起，曾三次增加煙稅，分別是2009年的50%、2011年的41.5%及2014年的11.8%。每包香煙的零售價由2009年的29元，至今翻了近一倍，達57元。然而，根據控煙資訊站資料顯示，每日吸煙的人士由2010年佔人口11.1%，下降至2015年的10.5%，大增加煙稅未能達到預期的效果。主張增加煙稅的倡議者為證明自己的方法是正確，便認為加幅不足，誓要再增加煙稅，要達致減少吸煙人士的結果。但這又是可否解決問題的最佳方法？我們不妨從經濟學角度研究一下。
增加煙草價格 不能消滅的煙民死忠
供應需求與市場價格的關係是經濟學最基本的概念。一般來說，市場價格與需求形成反比關係，即價格越高，人們購買越少產品。世衛一直鼓勵世界各地政府實行反吸煙政策，包括設立並逐步擴大非吸煙區、加煙稅、禁賣廣告、在煙包上加設並逐步擴大警告圖像。香港吸煙率亦因煙草價格增加，的確有下降趨勢，但近年似乎已經下降到一個樽頸位，反映了我們已經觸及到對吸煙有剛性需求的一層。對剛性需求者而言，吸煙的快感高於一切，他們視吸煙為必需品，非吸煙區、高昂煙稅、禁賣廣告、警告圖像，都不能動搖他們。即是說，他們的需求線是一條直線，無論價錢是多少，他們都要購買一定數量的香煙。對於這些煙民死忠來說，增加煙稅只是徒勞無功的。
煙民找替代商品 誰得益最大
替代商品（substitute good），在經濟學上是指消費者可以選擇滿足需求的替代商品，若A商品價格上升，消費者就會去尋求較於A商品便宜的替代商品。當香煙價格高企，煙民最直接的替代品便是私煙，而私煙的價格亦因需求增加而上升。增加煙稅，私煙幫最高興，因為旺丁又旺才。牛津經濟研究院於2016年公佈的《亞洲十四國私煙問題研究2015》數據顯示，推算香港2015年整體香煙消耗量為51億支，當中27.5%屬私煙，與早前丟數據相若，可見香港私煙問題嚴重。任由海關如何加強執法，私煙幫也不可能放棄龐大的利潤。
富豪飲平酒 窮人捱貴煙
政府每次加稅，理由總是冠冕堂皇，指「吸煙危害健康」云云。然而，香煙以外，紅白啤酒、快餐店出售的垃圾食物，若不加以節制，同樣危害健康。尤其政府於2008年取消紅酒稅，所有進口的紅酒全部零關稅，誓要發展香港成國際美酒港；然後再以健康為由提高煙稅。這樣的雙重標準，實在對於煙民甚為不公。況且，任何一種煙草稅都是銷售稅，亦是累退稅。累退的本質，簡單而言，就是富人與窮人買一包煙，所負擔的煙稅遠超富人。百元一包煙，窮人卻要節衣縮食才會買得起；而之於大劉，所佔的財富完全微不足道。香煙不是毒品，每一個人應有自由選擇，政府若要施行「家長式管治」，只會造成相當大的反效果——「富豪飲平酒，窮人捱貴煙」的階級矛盾。
要讓人戒煙，多數成功例子不是加多少稅，而是煙民知道吸煙的問題，自覺地去戒煙。控煙資訊站資料顯示，15-19歲的吸煙人士佔該人口的1.1%，而20-29亦只有7.7%，數字告訴我們教育下一代，才是解決方法的出路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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