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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政府縱容執法部隊濫用職權，警察變本加厲地將不滿情緒宣洩在示威者身上。近幾個月來警察更呈一面倒之勢，任意將限聚令無限延伸，胡亂發告票打壓示威，抗爭者毫無能力招架。政權不單沒有制衡警權，對酷刑虐打聽而不聞，更嘉許粗暴拘捕示威者的執法部隊。八個月前外媒開始用警察國家 (Police State)形容香港狀況，認為香港警察已經無間斷侵擾群眾生活。港共任由警察越過界線侵害人民基本權利，利用公權力全面箝制國民，美其名「維持社會治安」，實質上借執法部隊之手打壓異見者。政權任由唯命是從的毅進仔管有高殺力武器，執行控制社會的任務，看準的是毅進仔的庸碌無為。難得權貴對牠們寄予厚望，只要順利執行任務和主子命令就可以撿回丟失了數十年的自尊。虛榮心頓時上腦，無不俯首貼耳。中外極權政府將警察構建成特權階級，利用法律賦予他們的權力執行政治任務，站在人民的對立面，以國家安全之名剷除異己。人民如何反抗？活在警察國家的民眾需要以年計的抗爭才可推倒極權政府，還是代價不菲的。
一九八零年的夏天，肉製品和其他必需品價格暴漲，工資卻停滯不前，觸發波蘭工人上街抗議。華沙、托倫、希維德尼察等地的工人一呼百應，工業行動席捲波蘭。當時位於波蘭格但斯克的列寧造船廠有工人控制了船廠，要求政府和造船廠實行勞動改革。政府出人意表地在三日後答應工人的工資要求，但個別造船廠工人卻因參與非法工會而被無理解僱。好些船廠其他工人聞言挺身而出，隨即加入罷工聲援，罷工焦點亦由工人個別生計轉為跨地區的團結抗議。在公民與罷工組織廣泛支持下，工人與政府最終達成格但斯克協議(Gdańsk Agreement)，成立團結工聯(Solidarność)捍衛工人權益。團結工聯起初成立的目的是為工人爭取更好待遇，提倡非暴力的公民抗命。後來工聯參與爭取工會自由、言論自由和要求釋放政治犯等社會運動。
次年九月，團結工聯踏入全盛時期，會員數目達到近千萬，是當時勞動人口的三分之一。農民佔領農場抗議分配不公；學生罷工要求成立獨立學生會；巴士停駛聲援醫護組織，抗爭活動遍地開花。工會罷工浪潮愈演愈烈，共產黨政府亦開始為此感到擔憂。黨內強硬派認為必須要以武力制止示威活動和鎮壓反對派，拒絕跟人民妥協。政權沒有半點鬆懈：波蘭政治局發表聲明捍衛社會主義，政府成立地方軍事行動小組，軍隊積極準備秘密任務。但工會沒有減慢步伐，不斷壯大，抗議活動不斷蔓延。同年十二月十三日，共產黨政府終究按捺不住，正式頒佈戒嚴令，命坦克和裝甲車駛進城市。波蘭軍隊、警察(Milicja)和特種部隊(ZOMO)在街上巡邏和恫嚇示威者(似曾相識吧？)。戒嚴令不但沒有嚇退工人，反而引發工人強烈反彈，在緊接著的兩日全國有超過二百五十家企業的員工發起罷工：直升機廠、煤礦、精煉廠、紡織廠等企業罷工接二連三，可惜一一都被臭名遠播的ZOMO部隊數日內鎮壓。
戒嚴令生效的第四天，烏耶克煤礦(Wujek Coal mine)的工人展開大規模罷工，抵制國有企業。波蘭政府出動近千個Milicja警察和ZOMO部隊、三十架步兵戰車、七架水炮車和十架坦克，屠殺手上只有寸鐵煤礦工人。Milicja原解作民兵，在某些共產國家如波蘭則是警察，除了日常打擊罪案這個自欺欺人的職責外，他們亦負責逮捕反對派。波蘭警察中有一支訓練有素的隊伍叫做ZOMO，以野蠻和殘酷聞名，是憎恨的象徵。他們好勇善戰，主要是對自家人民的時候。ZOMO部隊類似香港的畜龍，用水炮車作掩護，向示威者發射催淚彈並揮動警棍圍毆，是眼中只有仇怨的執法部隊。散彈槍、AK-47突擊步槍、橡膠子彈，各式武器應有盡有，ZOMO部隊鎮壓示威者從不手軟。工人曾奮力抵抗，可惜雙方實力太過懸殊，抗爭者無計可施。在雙方交戰最激烈時，指揮官曾命令裝備精良的ZOMO部隊開槍射殺工人(Shoot-to-kill orders)，最終有九名礦工喪生。後來波蘭街頭轉趨平靜，媒體受審查，電話遭竊聽，人民被毆打，社會一遍頹垣敗瓦，到處是抗爭者被虐的痕跡。
格但斯克協議兩週年前夕，波蘭全國各地的團結工聯暗地組織示威活動，希望藉此迫使政府解除戒嚴令，同時推行社會改革。政府意識到工聯將大規模動員工人示威，生怕自己控制不了場面，預早做好「文宣」工作。除了印刷和張貼政治海報，將軍亦發表電視講話，警告示威將帶來災難性的後果，企圖嚇退工人。黨媒波蘭通訊社亦不敢怠慢，發聲明指在特殊情況政府可以採取強迫手段，借武裝部隊之力維持社會秩序。雖則政府軟硬兼施，全國最終仍多達六十六個城鎮同時舉行示威活動，部份城鎮更發生警民衝突，有數千工人與防暴長時間對峙。過程雖然有警車成功被摧毀，但工人一方明顯損失較為慘重，單日就有四千多人被拘捕，受傷者不計其數。在西南部的銅礦鎮盧賓，民眾在自由廣場集會，唱國歌、用鮮花砌成一個個十字架。集會不到三十分鐘，二千多個示威者已被防暴警察重重包圍。ZOMO部隊隨後趕到並馬上展開不留情的攻勢，組隊在街上隨機襲擊市民，用突擊步槍指向示威人士再非法開槍，三位示威者在盧賓命喪黃泉。示威者得悉有同伴犧牲後變得更加堅定，愈來愈多人參與抵抗，直到晚上另一支ZOMO部隊帶同三架水炮車到場增援，示威者才無力招架，近三百人最終被捕。警察順利清場後，安全部隊旋即著手毀屍滅跡，清洗街道、維修破損的窗戶、用灰泥覆蓋牆上的子彈痕跡，奢望可以逃過歷史的審判。自此工聯再無大規模示威。一九八三年七月二十二日，政府廢除戒嚴令之時，共九十一名示威者被殺，過萬示威者被拘留。
工聯明白與警察正面交火沒有甜頭，團結工聯被政府正式非法化前已經開始轉為地下組織，以躲避秘密警察的追捕。以地下組織形式運作雖然沒有以往般受國際社會注視，但減少曝光正好可以隱藏身份，借天主教會和中央情報局的資金和武器繼續為自由而戰。歐洲各地的工會不時走私裝備援助波蘭的地下組織，從英國、法國、意大利等地透過運輸網路分批運入物資。當中以印刷機至為重要，印刷機甚至可以媲美戰時的槍械和坦克。波蘭經濟在八十年代末已經筋疲力盡，人民疲於奔命養活自己，定期的抗議活動收效已大不如前。反而出版地下刊物有代理工聯的作用，社會抗爭者透過文章和專訪連繫彼此，對波共時刻保持憤怒，提醒彼此要目標一致堅定地頑抗到底。街頭沒有撼動人心的流血畫面，但波蘭人民抗爭意志絲毫未減。話雖如此，地下組織天生亦有缺陷—欠缺透明度，充斥著間謀和彼此的不信任，一不小心容易出現派系鬥爭，最終分裂收場。革命從來不是一蹴即就，轉個路線，換個方式都可以走到終點。
政府長達十年的持續鎮壓收效甚微，罷工運動遍佈波蘭全國。當公民社會到達臨界點，歷史就會發生變化。最終政府不得不低頭，在一九八九年與團結工聯舉行圓桌會談，並達成選舉的新協議，讓反對派有權參與選舉，同時重新承認團結工聯合法。工聯於隨後的參議院選舉幾乎橫掃所有議席，成功籌組聯合政府，結束長達四十五年的波共統治。直到二零零七年，「波蘭清算前共黨同謀者」法案增補條例正式生效。法例訂明議員、國家與地方政府工作人員等勢力人士必須公開他們與前共產黨秘密警察的關係。另外，前波蘭秘密警察制度內的所有警察、線人、特工等須強制申報當年的惡行，瞞報者將被革職。還記得烏耶克煤礦被槍殺的工人嗎？這年有十五個前特種部隊隊員因謀殺罪被判入獄，處以三年監禁！翌年波蘭政府更進一步，透過修例大幅削減前秘密警察及前共產黨官員的退休金，實行另類經濟制裁，清算共黨餘孽。公義最終得到彰顯，作奸犯科者得到應有的懲罰。
在警權過大的香港，我們該如何自處
港共如今壟斷了香港對武力的正當使用 (Monopoly on violence)，黑警則是港共使用暴力的機器。法律沒有空間容許民眾武力對抗政府，連非暴力公民抗命都不能，法官形容以法達義(achieving justice by violating the law)是歪風(unhealthy wind)，甚至只是假以自由行使權力為名，實質破壞公共秩序及公衆安寧(undermine public order and breach the peace)的行為。港共為了執行政治任務可以隨意使用暴力，而且牠訴諸直接的暴力居然是正當的，有法律條文支持。國家依賴暴力維持社會秩序，通常會輔以道德論述，以正當化暴力的存在，但港共如今赤裸得連論述都省掉。當抗爭者不受法律保護，當抗爭者要受牢獄之災但執法者可以不受制衡時，雙方的武力和權利是極不對等的。警察荷槍實彈，抗爭者連BB彈槍都沒有。警察開槍「自衛」有納稅人出錢幫牠們打官司，有律政司撐腰。抗爭者沒有公權力，在法庭上處於下風，還要眾籌訴訟費用。雙方在武力、金錢與法律保障上有明顯差距，硬碰的成本實在太高。我們不得不承認現時勇武抗爭者未成主流，亦要接受這個殘酷的事實—香港人暫時沒有本錢武裝革命。在香港人有足夠彈藥前，我們要保留實力，認真思考每次行動的風險和目的。對抗黑警的零星攻勢是撼動不了政權的，除非我們強大到可以一舉殲滅牠們與牠們的主子。(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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