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5月,由中日兩地導演、製片人及選片人共同成立的電影廠牌「幻象社Maboroshi」在東京創立,宣布將與日本電影發行商The Katsuben Cinema共同發行何爵天執導的電影《正義迴廊》。在幻象社日本負責人及選片人徐昊辰看來,與西方電影相比,香港電影在日本市場存在文化上的先天優勢,「東亞在文化上有共通,思維方式、生活方式都有共性,和西方世界比起來完全不一樣」。他續說,日本曾經存在過「對香港電影很憧憬」的年代,「在1980年代到1990年代中期,日本對香港電影的關注度非常高。成龍的動作片,王家衛、杜琪峯,都是日本電影沒有的類型」。
「或需更多《九龍城寨》提高市場信心」
然而,那批曾經的「港產片愛好者」已經老去,儘管「迄今為止,日本中老年觀眾對香港電影的關注度仍然很高」,但「買飛入場」的仍是以年輕觀眾為主,他們卻對香港電影,乃至華語電影興致缺缺。他又補充,在日本,每年約有500至600部海外電影上映,但「留給非英語的、非商業片的空間非常有限」。因此,比起憑弔過往的光輝,打造新的吸引力才最重要。
2023年,徐昊辰曾與發行商共同舉辦「新世代香港映畫特集2023」,展映黃綺琳執導的《金都》及黃浩然執導的《緣路山旮旯》。「《金都》是年輕女性導演,用柔和的女性視角去寫香港的故事;《緣路山旮旯》則是有非常強地域性的本土商業片,雖然是香港的故事,但令日本觀眾用新視角理解自己所在的城市。」徐昊辰表示,儘管兩齣電影十分優秀,放映後亦收到不少觀眾的正向反饋,但由於「當時日本電影院對香港的認知比較少,所以發行規模不大,只能結合一些愛好者、媒體推廣」。
《九龍城寨》的成功,可否為日本市場注入一針「強心劑」,令發行商對香港電影重振信心?徐昊辰回答,有,但還不夠。他解釋,在《九龍城寨》上映前,香港電影在日本市場反響不算太好,1月又正值日本電影市場淡季,因此發行商起初並未在《九龍城寨》的宣傳上花太多力氣,「當時的市場期待值沒有很高」。誰曾想《九龍城寨》一上映便「把整個日本市場點燃了」,「作為非英語的海外電影,能夠(在日本)拿到超過1億日圓(約528萬港元)票房已經很難;(《九龍城寨》)拿到5億日圓(約2640萬港元),已經成為了一個社會現象」,「雖然不可能一下子打開局面,但肯定會令日本市場對香港的關注度升高」。然而,類似《九龍城寨》的大型商業電影,發行成本高、規模大,發行商會更加謹慎,「《九龍城寨》賣得好,是否之後(其他香港商業片)都賣得好?目前日本(發行商)持保留態度」,「可能還需要更多的《九龍城寨》,至少3至4部,才能提高市場信心」。
用心做好細節 「走出去」先決條件
徐昊辰概括,從發行商的視角看,商業片發行成本高,風險大,一旦成功,迴響也大;文藝片發行成本較低,但「(市場)關注度整體而言不算很高」。至於即將發行的《正義迴廊》,他認為是「介於文藝片與商業片之間的電影」,有「大眾化的外殼」,也有許多反映香港歷史與社會的內容,「很多發行商都對這部電影有興趣」,他則早在2023年已開始與電影香港發行商接觸,最終得到發行資格。
海外觀眾究竟想看到怎樣的香港電影?3人都回答,是「好電影」。卓亦謙認為,在考慮市場前,首先要「拍一個你真心想拍的故事」,「你真心想做、認真去做好每個細節,這是走出去的先決條件」。楊曜愷則表示,電影這回事,「唔好畀佢死,佢就會自己生」,不如暫時放下對「寒冬」的焦慮,用多些時間「去develop(發展)一個好劇本」。徐昊辰則認為,「微觀視角看,如果可以講好自己的故事,即使是本地故事也可以(走出去);宏觀視角看,電影需要具有社會性、普遍性,才能令海外觀眾走入電影中產生共鳴」,「其實local is global(本地的就是世界的)」,「香港的身分認同、社會問題,很多國家會產生共鳴;外籍勞工、LGBT、人與人之間的階級,都是有世界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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