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是從哪來的?當你不屑於東西方神話傳說中神用泥土造人的故事時,你也許在堅信著達爾文的「進化論」,但事實上科學家們已經一次又一次的顛覆「進化論」的所謂證據!
達爾文的人從猴子進化的理論只是一種假設。
人到底是不是猴子變的,多少年來爭論不休。現在翻開達爾文曾經說過的話,就會大吃一驚:達爾文自己已經有了結論!當年達爾文提出進化論時,生物對他來說好比是黑匣子,他完全不明白生物在分子層面的精密組織,以為細胞非常簡單,很容易從無生命的物質演化而來。
對於推算出來的理論,達爾文本人也不是底氣十足,所以他才說:「如果可以證明有任何複雜器官不可能通過無數、持續、微小的改變形成的話,我的理論將絕對失敗。」
九十年代中期,電子顯微鏡及生化技術的發展,讓科學家們在鏡頭下看到了生命的基本單元「細胞」是那麼複雜而不可思議,用肉眼就能證明達爾文理論的失敗。
達爾文的時代沒有電子顯微鏡,生化技術也不夠發達。如果他能活到九十年代,他自己就會站出來說:對不起,我那套理論純粹誤導世界,請趕快拋棄它。
在達爾文發表《物種起源》之時,他對自己理論的疑惑可以從一個牽強的例子中透露出來。在《物種起源》的第一版中,達爾文用了一個大膽的設想,認為一種熊可以下到水中,變成水生動物,最後變成像鯨那樣巨大的生物。所以他講,只要有足夠的時間,通過自然選擇,熊也可以變成鯨。在以後的修訂版中,達爾文把這個說法去掉了。但有趣的是,他的這個一個物種可以變成另一個物種的觀點,卻被進化論者一直奉為聖經般不可動搖,儼然當成了真理。
然而,嚴謹的學者清楚:接受的人多,並不能把一個假說成為真理,真理需要嚴密的推理和無可辯駁的證據,這正是進化論所缺乏的。
1、暴露的問題被掩蓋了
1880年,美國加利福尼亞的太波山下出土了許多精巧的石器工具,鑑定後確認這是5500萬年前的遺蹟,完全打破了進化論裡人類進化的體系。然而,這個驚人的發現很快被莫名其妙地「淡忘」了。當盛行的理論受到衝擊時,人們總是不願意懷疑自己的信仰,即便面對事實也要懷疑或者不願理睬。
1966年,墨西哥的霍亞勒克出土了一批鐵矛,美國地質學家麥金泰爾博士奉命去鑑定。她用了兩種方法測定了鐵矛的年代,得到了同樣的結果:距今25萬年。這個違背進化論的結果實在讓科學界無法接受。一個歐洲學者迫於各方面的壓力,改成了人們願意接受的年代。而麥金泰爾,這位在國際上有一定聲望的教授,卻從此失去了在相關領域裡工作的一切機會。
已故的考古學家阿曼塔也遭遇了類似的命運。他在墨西哥的普瑞拉瓦城發現了一個史前動物的頜骨,裡面有一塊殘破的鐵矛的矛頭,鑑定發現是26萬年前的武器。一些刊物公佈了這個不尋常的發現,但很快招來了權威們不作任何調查的批判,阿曼塔的事業也從此被扼殺了。
這類事件還有不少。好像一些人總在維護著過去的東西,他們可以憑經驗否定事實。少數人的權威言論,代替了公眾的思考。權威們造成的科學輿論,成了先入為主的思維框框,公眾很難瞭解實際情況,只有無條件接受權威的觀點——科學在這裡成了一種信仰。
七鰓鰻是至今少數僅存的無頜類脊椎魚形動物之一,關於內蒙古出土的七鰓鰻化石新研究引起人們關注,七鰓鰻發育階段在數億年間沒有變化,引起科學家極大興趣。
內蒙古發現的七鰓鰻化石可以追溯至1.25億年前的早白堊世晚期,是首例展示了七鰓鰻預變態和變態階段的化石記錄。七鰓鰻是典型的寄生生物,對研究脊椎動物的演化有重要作用。在鬱郁蔥蔥的早白堊世時期,淡水湖泊覆蓋著內蒙古,完好保存了七鰓鰻化石。七鰓鰻(Lamprey)的生長分為三個階段:幼體期、變態期、成體期。
美國堪薩斯大學的研究員發現,今天的七鰓鰻與1.25億年前的發育階段及形態特徵和生活習性並無多大差異。華裔研究員苗德歲博士說:「古代七鰓鰻的發育階段幾乎和今天的七鰓鰻是相同的,在此之前,我們不知道它的變態期歷史有多久。現在我們知道至少距今1.25億年前已經如此。」
七鰓鰻並不是唯一在億萬年間無演變的物種,科學家已經發現了一些動植物在幾億年間的不變,如億年前傳花粉的蜜蜂、近2億年無進化的蕨類植物、4億年交配習性不變的腔棘魚。這些不曾變化的物種用進化論是難以解釋的,為什麼它們拒絕進化?
隨著時間的推移,進化論暴露的問題越來越多。一些進化論學者開始反戈一擊,他們根據事實對進化論謹慎地提出了疑問,自然毫無例外地招來了經驗性的批判。但是,事實畢竟是事實,理論的困惑,永遠吸引著每一個探求真理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