雖然中國集權的傳統一直很強,但這不代表中國人自己覺得這樣沒問題。中國古代學者其實多少也觀察到當時過度集權的問題。
如南宋時陳亮說當時「郡縣空虛而本末俱弱」(《上孝宗書》)、朱熹也有「王介甫作相﹐凡州郡兵財皆括歸朝廷﹐而州縣益虚。」等說(《語類》)。
到宋末文天祥﹐抗元時也曾提出一個方案:他認為宋末的軍事困境來自中央壓制了地方的活力﹐應將權力下放地方﹐動用地方的力量「今宜分天下為四鎮,建都督統御於其中....使其地大力眾,足以抗敵。」(見《宋史•文天祥傳》)這個粗暴但未嘗不可的方案﹐在深厚的集權傳統下自然被否決了。
明亡時知識份子仍有類似觀察﹐像顧炎武說「今之君人者,盡四海之內為我郡縣猶不足也,人人而疑之,事事而制之,科條文簿日多於一日...民烏得而不窮,國烏得而不弱?」(《郡縣論》)。黃宗羲在《明夷待訪錄》也曾提出多設方鎮﹐讓地方財政軍政自理的設想(《方鎮》)。
這幾個學者基本上都是中國學術史的Big name﹐是最一流的學者﹐他們的看法自是有不少代表性的。
不過﹐觀察到問題是一回事﹐能否改變又是一回事。看他們的解決方法﹐恐怕也似紙上談兵多。(例如﹐這些解決方案都是想由「朝廷」發起﹐而不是地方自主﹐這已是一個思維定向的死結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