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直以來，警察阻止街頭音樂表演的其中一個法律基礎是一條年代久遠的法例：
《簡易程序治罪條例》第4(15)條禁止任何人「在公眾街道或道路上奏玩任何樂器」，除非得到警務處處長酌情發出的許可。然而，在警務處網頁並不能夠找到任何能夠申請奏玩樂器的許可，可以說
警務處根本沒有發出此類許可的政策。
簡易程序治罪條例是香港歷史最久遠的法例之一，於1845年香港島剛成為英國殖民地便已經通過，原本目的是要方便規管違反公共秩序、公共衛生與具滋擾性的行為，
而禁止奏玩樂器的條文是在1949年加入的。時至今日，不少當初由此條例規管的行為已經有其他法例詳加處理，但《簡易程序治罪條例》卻仍然保留了大量雜牌條文，有些仍然有用（例如不准在法庭內攝影），有些則過時得可笑（例如不准在行人路上「策騎」）。於是，本來用作規管滋擾行為的一條法例，來到二十一世紀卻成為把街頭音樂一網打盡的工具。
在《黃宗成案》中，被告多次因為在街頭演奏樂器而根據第4(15)條被定罪，在2015年前亦至少兩度上訴至高等法院，但要求沒有律師代表的他要提出有效的法理依據當然非常困難，結果兩次都被高等法院極速駁回上訴。2015年他又再一次被定罪，他再次在沒有律師代表之下上訴至高等法院，但今次他卻成功了！
從判案書可見，這一次的法官（李翰良法官）並沒有極速駁回上訴，反而主動向控辯雙方提出終審法院在2005年《楊美雲案》中對於簡易程序治罪條例的另一條文有所解釋，要求雙方就此案例的法律原則作出陳詞。雖然被告沒有回應，
但李翰良法官仍然詳細考慮了各項法律原則，最後根據楊美雲案的法律原則收窄了簡易程序治罪條例第4(15)條的範圍。簡而言之，對於簡易程序治罪條例第4條所規管的行為，控方都有責任舉證證明被告「沒有合法權限或解釋」，考慮因素包括行為是否構成滋擾或阻礙、阻礙範圍多大、持續時間多長等等，而在奏玩樂器的情況下亦應該考慮《國際經濟、社會及文化權利公約》第15條所保障的參與文化生活的基本權利。因此，法庭認為單單沒有警務處的許可在街頭奏玩樂器，並不足以構成罪行，裁定被告上訴得直，撤銷定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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