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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的自由之夏——專訪周保松
專訪 | by 李卓謙 | 2019-09-17

史無前例，無車可鑑

「史無前例，無車可鑑」——周保松在他為數不多談論這場運動的文章裡如此形容「自由之夏」。比起他的其他學者朋友，周保松寫得不算多，他也一直提醒自己不要寫太多，「因為我覺得好多嘢我唔知，真係唔知，唔係謙虛。」他說，「比如機場，應該留定走，我覺得我無足夠能力判斷，不確定因素太多。整場運動走下來，我自己覺得係幾革命性的，有很多以前香港社運的底線、框架，不斷被打破，有很多我們以為無可能發生的事，結果發生了，比如包圍警總、衝擊立法會，催淚彈四散社區，每一部分以前都未試過，事情發生後，香港會有何反應、港府會有何反應、中共會有何反應，坦白講我完全無辦法判斷。」

由本來每個周末各區光復遊行，直到八月接近尾聲的現在，那張社運時間表只愈見愈密，幾乎隔一兩天便有行動。「無車可鑑，真的無車可鑑……香港本身就係好奇怪的狀態，一個國際城市，同時又係專制國家的一部分，香港本身已經係史無前例的怪胎，到今天產生各種各樣的可能性，都是無辦法預料的，我真的戒慎戒懼。」周保松在facebook上只盡可能提供不同資訊，不同觀點，「其中一個原因，我覺得，大家都嘗試謙卑啲，但不代表我無諗法，我的諗法可能下一步才寫出來，等我睇得比較清楚，比較有信心才去寫。我完全無意圖做KOL，我只是以一個香港公民的身份去參與，同時我是研究哲學的人。」

今次運動跟五年前的雨傘運動，無論規模以至行動模式，都不可同日而語，最大分別在於今次「無大台」，「無大台、無領袖，我估在歷史上都很少見，香港過去每場社運都有組織統籌，會產生social leader，會set agenda，黃之鋒、學聯五子，當年的余若薇，今次最奇特係無，無人可以話自己代表這場運動。」由參與者透過telegram群組、連登組織各種行動，亦有不同行業不同團體發起集會，包括醫護界、法律界、公務員、基督徒，甚至媽媽群。「無大台其中一個可能後果，就是一盤散沙，內部衝突，彼此割席、分裂，但這場抗爭至今還未演變到這一步，仍然keep住momentum，我覺得真係奇蹟嚟。甚至我覺得，在全世界的社運史上，都是很有趣的案例，不單止是香港歷史性。」運動持續兩個多月，仍然看不到絲毫完結的跡象，壓力愈大反抗愈大，從各區出現的連儂牆到各界別集會，真正遍地開花，「這種遍地開花的狀態，是整場運動至今我見到最大的成就。」

「我認真講，這場運動係好勁，不單止在香港歷史上，放在整個世界格局，我絕對相信我們當下進行的這場運動係影響好深的，它的參與人數之多、時間之長，我們面對這樣的政權，全世界都怕了它，香港人仲敢say no，say得咁精彩，香港這一仗係好漂亮。無論這場運動最後結果會怎樣，中方會怎麼打壓，五大訴求有多少能實現，在這過程中，香港人真真正正動起來，每個香港人都意識到，這場運動係屬於他們自己，不是屬於某領袖某團體，係屬於每個人，每個人都願意在不同位置盡力做，就算遇到挫折，只要這些力量還在，我們就不需要太擔心香港無未來。」

抗爭主體的形成

《我們的黃金時代》輯一有多篇關於雨傘運動的文章，尤其佔領九子的審判，周保松多次進出法庭聽審，親歷其境記下感受，「雨傘之後，人們很容易就有種挫折，覺得我們什麼都得不到，我們輸晒，被失敗主義支配，甚至否定那場運動的價值，但我想講，雨傘運動五年後，其實留低很多很多，雨傘不是一事無成，無雨傘肯定無今次這場運動，這點絕對肯定的。」周保松以不同團體遍地開花為例，「雨傘運動做了好重要的貢獻，雨傘之後，公民社會中出現很多不同團體，藝術界、醫護界，不同界別形成不同團體，比如法政匯思，這些團體不是突然爆出來，本身已經在，構成這場運動很有趣的現象，在無大台之下，不同群體在不同位置做不同的事，又能產生一定的合作、互信。」

所以，我們不應將每次社運視為個別事件，每次抗爭的經驗與成果都會流傳下來，以至我們可見今次反送中運動的抗爭方式之多樣，可謂無所不用其極，由策劃到實行到事後檢討再改善，實現了所謂「和理非勇武正反合」，也有人說香港人進化速度很快。「香港人有意識地透過這場運動將自己轉化成一個抗爭主體，不再是被動的旁觀者、務實的經濟人，而意識到自己的權利和責任。現在好鍾意講命運共同體，好多人開始覺得香港是一個共同體，不僅僅是市場，這是很大的轉變。」

從事政治哲學研究的周保松，更關心運動背後訴諸什麼價值，「任何社會運動都訴諸某些價值，有時參與者自身都未必好清楚，參與者可能有很多情緒、憤怒、即時反應，未必很清楚講到自己一套價值是什麼。這本書（《我們的》）也是關心一場抗爭背後承載什麼觀念，參與者在實踐什麼價值，這是第一樣要理解，不理解就很容易被各樣標籤框住。」一邊指控示威者是「暴徒」、「顏色革命」、「港獨」；另一邊說他們是「義士」，各種標籤橫飛，都在影響人怎樣看待整件事，「每個論述背後，都有很多潛藏的框架，人係需要框架去理解世界，無論同情定反對，都訴諸不同框架。任何一場社運都是不同觀念的爭持，這些論述的內涵是什麼，是否合理，這些問題在我們的公共討論中，未必好充份意識到，尤其這兩個月，大家的情緒都好hyper，好大壓力，香港人某程度上都有depression……」

同理，如何稱呼整場運動，也牽涉我們自身對運動的認知、判斷、期待，周保松覺得，與其從反面角度談我們不要什麼，不如從正面角度講我們要什麼，「我們喜歡講香港人的主體、身份，香港人的身份認同不能只透過否定來建立，比如我不想做中國人，不想要中共統治那一套，那你想要什麼？如果我們清楚自己想要什麼，主體個『餡』愈豐富，就愈能夠吸引更多人，獲得世界更多人同情，比如G20登廣告，做文宣的人好叻，廣告內容正正話比全世界知，香港人爭取什麼。」以至後來出現的口號，Free Hong Kong, Democracy Now，「光復香港，時代革命」，就是從正面論述香港人要什麼，在整場運動中，論述也在不斷革新。

節錄自 https://p-articles.com/heteroglossia/1029.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