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長文]劉仲敬講世界近代史

原文標題：一戰後世界秩序的重塑（一）
來自：2015年3月14日廣州講座

一戰這個時間節點，這個節點對於歐洲讀者來說應該是很熟悉的，對於他們來說，可以說，自然而然的，是第一次世界大戰，而不是第二次世界大戰，才是文明的由盛轉衰的一個轉折點。對於中國讀者來說，至少對中國受現代教育產生出來的讀者來說，這個想法可能比較陌生，好像直接影響不如二戰。但是因為世界的動力中心在歐洲，世界體系的演化源也在歐洲，所以我們要有一個比較整體的視野的話，還是必須要重視一戰。



一戰是一個轉折點，它截斷了漫長的十九世紀和短暫的二十世紀。這個劃分我得解釋一下。什麼叫「漫長的十九世紀」，就是，從拿破崙戰爭結束到第一次世界大戰這一時期，也有人把它稱之為英國主導的世紀，或者叫做自由主義世紀，或者叫做資本主義世紀，也可以叫做殖民主義世紀。

其實這幾個稱呼有內在的聯繫。拿破崙戰爭，等於是歐洲各國內部之間模式演變的最後一次對決，以英國為代表的立憲制度和資本主義制度的模式取得了最後的勝利。在這之前，路易十四的法國和法國大革命的法國，以及拿破崙，本身就代表了拒絕這種模式的一種企圖。他們，也可以這麼說，是認為：絕對主義王權，或者是群眾的民主制度，或者像拿破崙這樣以軍事光榮為代表的，復活古羅馬的體制，能夠給人類歷史提供另外一個出路。



但是在拿破崙最後失敗以後，法國自己也漸漸走上了英國那種議會制和資本主義制的模式，等於是挑戰者不復存在了，英國模式變成了世界唯一主要的選擇。基本上所有國家，在整個十九世紀，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戰以前的時候，都在模仿英國的議會制度和資本主義制度。議會制度和資本主義制度在歐洲逐漸變成一個唯一合理的模式，同時向全世界蔓延，蔓延的過程我們通常稱之為殖民主義。



因為中國人往往用情緒化的觀點來看待這個問題，覺得殖民主義是屈辱的，所以對這一點中國人沒有較好的理解。但是你從整個世界文明的角度來說看，可以說是，在沒有議會制度和資本主義制度的、廣大的亞非拉地區，殖民主義是迅速引進歐洲模式的，即使不是最佳方式，也是最常見、最經常的方式，在十九世紀它毫無疑問是主流方式。

歐洲內部的議會制度和資本主義向外擴張的過程，和世界範圍的殖民主義是基本同構的。這種同構不是天然就能形成的。假如在拿破崙戰爭以前，英法爭霸，歐洲內部的國際協調沒有搞好的情況下，對外的殖民擴張不能夠有效的產生。例如，像阿蘭•佩雷菲特這樣的人會有一個，在歐洲可以說是常識的觀點，就是說，鴉片戰爭之所以在1840年發生，不是偶然的，是因為拿破崙戰爭的緣故。如果不是拿破崙的話，很可能提前20年就已經爆發了。因為英法戰爭牽制了英國東向發展的勢力，使英法兩國的勢力都留在歐洲，所以大清帝國才暫時沒有遭到印度的厄運。如果拿破崙戰爭延長一點，鴉片戰爭可能還會再延遲。

[img][/img]

這就是殖民主義和歐洲內部發展有密切關係的地方。維也納會議，結束了拿破崙戰爭造成的混亂，在歐洲內部達成了一種可以稱之為國際協調的狀態，在這種國際協調的狀態下，大部分的國際糾紛可以通過列強內部協調來解決，即使真的發生糾紛的話，爆發一場戰爭，這個戰爭也是有限、有節制的。用我們的話來說就是，像這樣的戰爭是費厄潑賴(Fairplay)的、小規模的、紳士的戰爭，他必須尊重人道和文明的基本原則，對社會造成的破壞性很小，基本上不會打亂資本主義大發展。在這個有效的國際框架的約束之下，歐洲國家內部的衝突是低烈度的，歐洲國家對外的擴張是勢如破竹的，資本主義向全世界迅速發展。這就是漫長的十九世紀，或者是資產階級世紀，或者叫做英國主導的世紀。

第一次世界大戰打亂了這個局面，使國際協調瓦解。國際協調瓦解也就是使資本主義和平發展、和平演變的條件不復存在了，各國之間的政治鬥爭不再以文明的、費厄潑賴的形式展開。一戰的第一個產物就是產生了蘇聯。蘇聯的產生，它跟其他以前的列強完全不一樣，它斷然拒絕接受國際秩序本身，他公開把自己的身份定義為國際秩序的挑戰者和顛覆者，他撕毀了以前的所有國際條約，並且宣佈：蘇聯的任務，就是推翻現有的資產階級所有國際條約和秩序。托洛斯基擔任第一任外交人民委員，他就說，他的任務就是，發動世界革命，然後解散外交部。

[img]https://libcom.org/files/images/library/6PBbtj_web[1].jpg[/img]

它是一個前所未有的革命政權。你把它跟辛亥革命比較，你就可以看出，辛亥革命的第一個原則就是，首先承認大清帝國和列強簽訂的所有條約，維護遠東國際體系。因此辛亥革命就是一場，照我們教科書的說法，是資產階級革命，要尊重資產階級文明和有限的費厄潑賴戰爭，加入到原有國際體系。

十月革命是第一次戲劇性的、以推翻國際秩序為緣由的革命。它有點像是現在的伊斯蘭國，而不像是一般的獨立國家或者是文明。由於蘇聯的產生，於是就迅速產生了反蘇勢力。蘇聯就是，用我們現在所謂的超限戰的手段反對國際秩序。於是，歐洲的右翼勢力，例如德國的軍官團，或者是參與暴動的這些人，也利用超限戰的手段來反擊蘇聯，就是說，你可以不仁，我也可以不義。



有了列寧主義，然後才有法西斯主義；有了法西斯主義，然後才有納粹主義；有了納粹主義和蘇聯在第三世界的經營，然後才有了伊斯蘭極端主義、才有了中國革命。歷史發展的大體順序就是這個樣子的。這些做法的共同特點就是，破壞費厄潑賴。大家都是費厄潑賴的時候，我沒有機會。我首先破壞規則，那麼我就可以佔一點點便宜，用更加殘忍的手段。

但是你殘忍了初一，別人就會殘忍初二，於是二十世紀的整個特點就是，遊戲規則急劇的惡化，世界變得野蠻多了。十九世紀的戰爭是紳士的戰爭，以前拿破侖的戰爭，或者普法戰爭，或者克里米亞戰爭，他們都是文質彬彬，要講究優待俘虜，軍隊不能傷害平民，只是少數軍隊之間殺來殺去。二十世紀的戰爭，以蘇聯和德國的糾紛、戰爭為代表，都是極其殘忍的，破壞國際規範的戰爭，動不動就要搞種族屠殺和大規模平民的滅絕。這些事情在十九世紀是絕對不可想象的。

這就是短暫的二十世紀和漫長的十九世紀的區別。它的關鍵就在於一戰以及一戰產生出來的蘇聯和反蘇勢力之間的博弈。在這個博弈的過程中，可以說，人類文明曾經多次面臨著徹底毀滅的危險。冷戰結束，1989年，結束了短暫的二十世紀，就是從1918年到1989年這個時期，在西方通常就稱為短暫的二十世紀，是人類歷史一個極端危險的窗口期。人類，可以說是，自從部落時代開始到現在，人類最有可能滅絕，或者完全墮落為野蠻人的時期，就是這個短暫的二十世紀。



這個短暫的二十世紀，隨著蘇聯的開始而開始，隨著蘇聯的瓦解而瓦解。但是目前還有許多遺留問題，比如說像俄羅斯和烏克蘭、像中國的釣魚島問題、南海問題、台灣問題這些，其實都是短暫的二十世紀留給二十一世紀的負面遺產。這些遺產，對二十一世紀，也就是冷戰結束後建立的新型國際體系有著巨大的拖累作用。如果沒有這些拖累的話，可以說，冷戰結束以後的新世界比較容易像十九世紀一樣，重新恢復到，在一個較為文明、規範的基礎上建立國際體系。

建立國際體系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中國讀者對這一點的理解都是普遍偏低。 如果你是中國歷史學教育出來的人，那麼你就會得出一個錯誤的印象，就是說一個國家的興起和發展、人民的生活好壞，主要是由於內部政策的緣故。你看《大國崛起》或者是什麼電視片，都是傳播這種觀點，他們說，英國人採取了什麼政策，法國人採取了什麼政策，或者是實行了什麼政治制度，然後就強起來了；西班牙人或者是什麼人採取了什麼錯誤的政策，所以他們就弱下去了。



最經典的段落就是，中日兩國的比較：因為日本明治維新，大清拒絕改革，所以日本就強盛了，中國就沒落下來了。但是這只是故事的一部分，而且是不太重要的一部分。因為一個國家的國內政策體制，嚴重的受到國際體系的牽累，歐洲國家對這一點都很清楚，他們的內部憲制跟國際體系之間的互動是切不開的。像大清和日本之間的此消彼長，一個關鍵因素就是，日本一開始就是迫不及待的想要加入到國際體系里去，做一個國際體系的優等生。

而大清呢，他堅持原有的天下國家的理念，他說他自己就是一個國際體系。大清是天下的共主，很不願意參加進去。儘管在李鴻章主政的時代，大清加入以英國為核心的國際體系的機會其實比日本要多。英國人一再邀請他，但是大清不肯。而日本人呢，儘管英國人不太看得上他，他是迫不及待的想要加進去。最後，隨著甲午戰爭和日俄戰爭塵埃落定，日本終於加入了國際體系，通過庚子年加入八國聯軍，這件事情建立了他在國際體系中的地位。

中國人往往通過錯誤的國恥教育，把這件事情看成是帝國主義侵略。其實從日本的角度來看，這種事情和中國參加利比里亞維和部隊是一個性質的。你以前是個不太重要的國家，國際活動都不請你參加。現在你地位重要了，人家承認你是文明人了，所以到野蠻的索馬里或者其他地方去維持和平這種任務，就邀請上你了。對日本來說，八國聯軍，也就是現在所謂的多國干涉部隊，到發生義和團的野蠻地區去維持國際秩序，這就是日本的光榮，這證明日本考試合格了，他從此以後就是文明人的一部分了。



日本加入了國際體系，明治維新才能夠順利展開。大清拒絕加入國際體系，所以他，等於是，處處都不利。一個人在社會上的地位，只有一小部分是屬於他自己的正確做法和努力，一大部分要靠周圍的人帶動。打個比方說，如果你是坐在車上，即使你不大努力，你也可以跑得很快；如果你在地上跑的話，即使你非常努力，你仍然也跑不過坐在車上的人。

以西方為中心的國際體系就是這樣的一列快車，即使你本身不太優秀，但是因為你搭上了這個便車，你幹什麼都容易；你沒有搭上這個便車，你幹什麼都難。冷戰以後這個局勢進一步、再次又重演了。日本儘管是戰敗國，他再次加入了以美國為核心的國際體系；而中國呢，則通過1948年的內戰加入了蘇聯為首的挑戰者，於是再一次出現了日本坐在車上、而中國在地上跑的那種局面。這種情況決定了中國後來許多內部政策，他不是不單純是國內的，必須把國內和國際結合在一起考慮。

中國人很少通過國際體系這個角度來考慮問題，然而國際體系對國家來說就好像生態環境對生物一樣重要。從達爾文主義演化論的角度來看，什麼叫做適應，什麼叫不適應，不是你本身決定的。鯨魚它在水裡面可以算是適應，它的流線型身體在海裡面是適應的，如果在陸上就不算適應。你說鯨魚是適應的，那是因為你結合它所在的海洋環境來考慮。



所以如果說日本制度是優秀的或者說是明治維新是正確的，那你也得結合他所在的國際體系和資本主義環境才能夠理解。在國際體系、國際協調主義，和資本主義一系列的基本法則情況下，那麼日本的制度是適應的，而中國的制度是不適應的。但中國自己也是適應的，如果你把它放在蘇聯的陣營和挑戰者當中，其實他那種也是適應的。正如塔利班，火燒巴米揚大佛，他在伊斯蘭極端主義的生存環境中是適應的，儘管在全世界是不適應的。紅衛兵砸孔廟，這在紅衛兵各個派系、小生態環境中，這也是適應的，儘管它在國際大環境中是不適應的。你把這些東西都理解了，你才能夠理解歷史上各個行為主體的真正處境。好，開場白就是這些。

我們回過頭去講國際體系的破壞。國際體系的破壞，就是短暫的二十世紀的國際糾紛，絕大部分是由蘇聯引起、以及由反對蘇聯的各種努力造成的。首先就是產生我們剛才講的托洛斯基的革命外交。革命外交，它是蘇聯的本質，是由蘇聯的國家性質決定的。所以它不是一個技術性的因素。只要蘇聯本身存在，他的外交的革命性是沒有辦法改變的。

因為他沒有辦法通過正常的外交渠道維護自己的利益，他的利益就是推翻整個舊世界。所以他一旦開始，就是掀起俄羅斯帝國內部環境裡面的內戰，而他成立的整個經過，就是發動對整個資本主義世界的大規模的國際戰爭，而且是不按規範的地上戰爭和地下活動結合在一起操縱的。所以首先，蘇俄，一開始誕生，立刻就引起了俄羅斯內部的糾紛。俄羅斯本來是一個多元實體的巨大帝國，像芬蘭這些地方是享有自主權的大公國，他們在沙皇共主的情況下還可以維持，在臨時政府的俄羅斯共和國的時候還可以維持。但是蘇聯變成布爾什維克國家以後，芬蘭和波羅的海國家就首先要求獨立，於是立刻就引起了布爾什維克和這些地方的戰爭。這種戰爭你說它是內戰，是外戰，還是階級戰爭都很難說。



它就是現在我們所謂的超限戰。19世紀文明的面紗在這個地方徹底銷毀了。就是我們現在網絡上說的那樣，民主之後殺全家，在這種情況下完全實現了。作戰的主體不再是正規的守紀律的軍隊，而是各式各樣的武裝團體，比如說赤衛隊、契卡、或者是白衛軍之類的。



就芬蘭的情況來說，所謂白衛軍，其實就是參加過一戰的老兵，或者是比較資產階級的社區產生的民兵和保安團體之類的這種東西。赤衛隊就是布爾什維克的代表蘇維埃，從舊沙皇軍隊中間要求退出戰爭的逃兵。雙方實行的都是超限戰。在芬蘭的情況和波羅的海的情況下，就是，在俄羅斯的人力優勢快要發揮作用的情況下，德國的軍官團捲入了這場內戰。最後，由於為數甚少而戰鬥素質極高的德國軍官的參戰，使戰爭的局勢變得有利於芬蘭和愛沙尼亞等波羅的海三國。最後的結果是，列寧不得不承認芬蘭和愛沙尼亞等國的獨立。



在烏克蘭就爆發了一場更加複雜的三角戰爭。鄧尼金和弗蘭格爾的白衛軍以克里米亞為基地北上，和南下的紅軍爭奪烏克蘭的糧食產區。而烏克蘭的民族主義者，在蓋特曼和共和主義者、烏克蘭人民共和國的支持者，打了一場危險的四角戰爭，然後在烏克蘭快要失敗的時候，畢蘇斯基的波蘭人從西面卷進來，要求恢復波蘭的歷史邊界，把這場四角戰爭變成了五角戰爭。

最後的結果是，蘇聯和波蘭簽署了瓜分烏克蘭的里加和約，把西烏克蘭划入了大波蘭的範圍，把東烏克蘭納入了蘇聯的範圍。在南方的高加索，格魯吉亞、亞美尼亞和阿塞拜疆在孟什維克和當地民族主義者的支持下，建立了自己的獨立政權，邀請英國的軍隊進來援助他們。但是協約國的軍隊在戰後就撤走了。隨著協約國軍隊的撤退，蘇聯軍隊在邵武勉的統帥之下，再度進入了高加索地區，通過邵武勉和奧爾忠尼啓則的武力干預，最後穩定了高加索地區。在中亞，土耳其恩維爾帕夏支持的泛突厥民族主義者和蘇聯支持的浩罕蘇維埃政權，發動了一場殘酷的內戰，大大減少了中亞地區的人口。最後蘇聯軍隊打死了恩維爾帕夏，肅清了中亞地區的白軍殘餘，把整個中亞都納入到蘇聯的範圍，這樣就成立了土耳其斯坦自治共和國。

在這種情況下，正規的警察還沒有產生，要不你就派軍隊上街去鎮壓，要不呢，你就只能採取瑞典社會民主黨的那種做法，組織自己的工人糾察隊，拿起大棒去砸布爾什維克在當地的支部，把當地的勝利者用暴力恐怖的方法趕出去或者打死。瑞典和芬蘭都是通過這種手段穩定了國內的政局，也奠定了瑞典和芬蘭兩國社會民主黨長期處於政治中心的格局。

所以蘇聯對芬蘭社會民主黨是有切膚之痛，有深仇大恨的。這個深仇大恨有點像是共產黨對國民黨的深仇大恨。所以他寧願讓保守黨和農民黨執政，也堅決反對社會民主黨。你要是從單純的左右角度來看，保守黨、農民黨、中央黨是右派或者是中間派的政黨，而社會民主黨是溫和左派的政黨，而蘇聯至少也應該支持比較靠左的政黨才對。但實際上蘇聯寧可讓右派和中派政黨當權，也絕不願意讓社會民主黨當權，就是因為在20年代的殘酷鬥爭中，芬蘭的社會民主黨對布爾什維克實行了差不多是是肉體消滅的殘酷行動，這種殘酷行動讓蘇聯人長期耿耿於懷、懷恨在心。其實中國也是這樣的，從中國的邏輯來看，國民黨是一個比較中間偏左的政黨，比起北洋軍閥以及梁啓超那些黨派來說，國民黨還要稍微左一點，但是就因為國民黨在差不多的時期有類似的清黨活動，所以才有對他的深仇，理由也是差不多的。



對於蘇聯來說，他的顛覆是通過兩線作戰方式展開的，此消則彼長。二十年代初期，他的動作主要是針對歐洲，到二十年代後期，他對歐洲的顛覆基本失敗了，引起了我剛才說的強烈的反擊。這時候他的顛覆重點轉向了東方，以中國、印尼、日本這些國家為重點，而尤其以中國為重中之重。這一點你從共產國際的資金流就可以看出來，大部分錢是留給中國的。為數非常之多，具體賬目就可以說明。像20年代所謂的國民革命時期，蘇聯僅僅援助馮玉祥一人的金錢，每年是四千萬白銀，最少是四千萬白銀。

你再比較一下後來在冷戰時期，蘇聯資助美國共產黨的錢，頂多也就是每年數百萬美元，而且美元是在貶值，80年代他用來資助美國共產黨的數百萬美元，如果換到二、三十年代，可能只值數十萬美元甚至是幾萬美元。你比較一下，就可以看出，在20年代末，歐洲顛覆活動失敗以後，蘇聯的重點，對中國重視到什麼樣的程度。他等於是出了血本，寧可讓烏克蘭的農民餓死，也要把錢省下來，支持中國的親蘇軍閥，支持國民黨和共產黨。國共兩黨 — — 不是早期的議會制度的國民黨，而是國民革命以後的國民黨，和共產黨 — — 是共產國際用割肉的方法，一口一口養大的。這種割肉的方法割的自己人，也只有中國在60年代援助越南才能夠相比。當時中國援助越南，是中國自己的人民解放軍用的是50年代的舊武器，新產生出來的武器，除了留少數標本以外，全部送到越南戰場上去打美國。倉庫都已經掃空了，為了援助越南民族對抗美國人來打仗。

蘇聯在二、三十年代，就是用這種餓死本國國民的方式，拼了老命來援助中國的國民黨和共產黨。其他國家，英法，或者是其他老牌資本主義國家，雖然也有對外援助，但是你可以放心，他們的對外援助是有節制的。就是說，無論如何也不會援助到，寧可讓本國國民挨餓也要支持外國的那種地步。在這種情況下，所以說，我們歷史書說的是，帝國主義干涉中國啊，蘇聯、中國革命者驅除了帝國主義，實際上恰好相反。



帝國主義者，包括英國、日本，特別是美國，對中國的干涉是很少的，援助也是很少的。真正大規模的干涉中國內政，通過中國內部的顛覆勢力，也就是國共兩黨，以及像馮玉祥和盛世才這樣的軍閥，顛覆原有的、比較合法的北京政府，基本上是蘇聯一手操辦的。蘇聯是單方面的積極活動，而列強沒有進行具體干涉。這個邏輯也很簡單，就是因為，列強在一戰以後，由於歐洲國際體系的破裂，對遠東這樣的次要地區變得力不從心、不感興趣了。就像美國一樣，美國對歐洲當然是很感興趣，對中東不大感興趣。你讓他去積極干涉伊拉克或者是阿富汗的內戰，去鎮壓當地極端分子，他愛惜美國軍人的鮮血，覺得這些地方本來就不太重要，犯不著。如果是歐洲出了事，他們一定會跳起來。英國在當時也是這樣的，如果歐洲出了事他是會影響自己，但是遠東這樣的次要地區，你顛覆不顛覆，干涉不干涉，對他來說，無關緊要。他就會袖手旁觀，聽任你墮落。

中日戰爭就是蘇聯外交的最大勝利。它最終實現了斯大林拿中國當人肉盾牌的目的。一旦中日戰爭全面展開，那麼日本就不可能反對蘇聯了，蘇聯怎樣都是要贏的：中國贏了，那麼條約體系就整個垮台了，那麼他打擊帝國主義遠東體系的目的就算勝利了；如果是中國輸了，那麼日本全部力量都用來鎮壓和佔領中國，他自然不可能再打擊蘇聯了。蘇聯本身是安全的。

所以國民黨的外交就收到了這個結果。即使蔣介石這樣的民族主義者本身不是蘇聯的支持者，但是他通過執行中國民族主義，結果，客觀上也是促進了蘇聯外交的勝利。像馮玉祥、像張發奎這樣的人，他是直接接受了蘇聯的資助、破壞蔣介石統一中國的目的、盡可能建立親蘇勢力的。共產黨本身更不用說了。整個中國在不同程度上，都是蘇聯的白手套。蘇聯能在中國能搞這種順手，也就是列寧主義的勝利，列寧主義的原則就是要顛倒資本主義的秩序。



如果你按照馬克思主義來說，就是，革命在什麼地方實現呢，在資本主義最成熟的地方。資本主義最成熟的地方就越有可能進一步發展為社會主義，也就是說在英美這樣，資本主義建設最好的地方，應該進一步建立社會主義。而列寧主義恰好相反，他認為在資本主義最發達的地方，資本主義最強大，你是打不過他的，必須在資本主義薄弱的環節，比如說在沙皇俄國這樣的地方去打擊他，才能夠建立社會主義國家。是不是認為馬克思在這方面錯了，列寧在這方面是正確的，革命首先在俄羅斯實現。在俄羅斯實現以後，蘇聯進行的外交活動其實是一系列試探性的活動，也就是試探薄弱環節。

事實證明，歐洲不是薄弱環節，歐洲的資產階級勢力非常強大，革命全都遭到鎮壓。而嘗試的結果，帝國主義鞭長莫及的中國是一個薄弱環節，中國內部的政治秩序極端脆弱，軍閥割據，總有那麼一部分軍閥是可以收買的，有巨大的社會空間，這就像是毛澤東所說的那樣，東方不亮西方亮，中國是四分五裂的，高度不均衡，總有一些地方你可以插進去。這樣的地方是最好的。

而且最重要的是，中國像埃塞俄比亞一樣，他是名義上的獨立國家，如果是殖民地，那就不一樣了。蘇聯在非洲的顛覆重點是埃塞俄比亞，為什麼呢，因為非洲大部分地方是殖民地。殖民地，就有英法兩國管著，你去顛覆的話，會導致英法的直接干涉。而直接干涉的話，蘇聯很可能鬥不過他。而埃塞俄比亞是殖民主義、帝國主義不能直接干涉，而這個獨立國家自己又是非常落後，非常混亂，非常腐敗，他的社會極端脆弱，很容易，可以說，埃塞俄比亞自己的社會結構抵擋不住蘇聯的顛覆，而他的獨立又恰好導致了英法帝國主義沒有辦法來直接插進去進行干涉。

中國也是這樣的。蘇聯為什麼在印尼、朝鮮、印度的顛覆沒有得手，有一個重要原因就是，這些地方是帝國主義的直接殖民地。帝國主義的統治是比較完善的，顛覆活動會很容易遭到鎮壓，而中國名義上是一個獨立國家，即使你明目張膽的向廣州起義那樣直接干涉、顛覆，那麼帝國主義也不好直接過來反撲你。而中國原有的政治勢力則沒有能力實行反撲。所以中國是蘇聯的最佳突破口，也就是列寧主義原則上的那個薄弱環節，是實行革命的最佳地方。

lm

而東北在日本建設十年後是什麼情況，一年生產飛機一千多架，它是遠東的魯爾區，遠東的最大工業中心。日本和美國開戰的時候，美國的重點轟炸是向東北，為什麼，因為東北是重工業基地，地位比日本京都那些地方還要重要得多。盟軍不把魯爾區的工業區炸垮，那麼納粹德國是打不垮的；不把東北的工業區炸垮，日本也是打不倒的。這個工業區，它的工業產值，比中國整個內地的工業產值至少多出3倍，而且產值不是最重要的，層次才是最重要的。


industrial area in Manchukuo

東北整個重工業，它能夠生產出來的汽車和武器，是內地十八省、廣大內地根本就生產不出來的。而且內地在戰爭以後，它的經濟已經完全崩潰。蔣介石在四川搞出來的這些士兵都是營養不良，照美國的說法就是說，人力桶底的渣渣。按照美國的徵兵標準是非要淘汰不可的。而蔣甚至連供應他們吃飯都成問題，在正常情況下國軍一天只能吃兩頓飯，有功的人，蔣介石蔣委員長親自給他下條子：特別允許立功將士一天吃三頓飯。

而日本在東北的統治，基本上就是在戰爭最後時間，每年經濟都在增長。在蘇聯已經打進來的時候，日本在臨時搞戰略儲備的情況下，在東北吉林省東部留下的存糧，足夠支持十幾年時間。就更不要說他留下的工業實力了。然後再加上蘇聯從歐洲戰場，美國人給他的卡車和武器，日本在東北留下的大批工業，全部送到共產黨手裡。這是一場一邊倒的戰爭。

國民黨在這個時候恰好又受到了美國的制裁，即使美國不制裁，他單單依靠進口，取得那點零星補給，恐怕也鬥不過東北工業區的共產黨。這場戰爭是一邊倒的，基本上是沒有懸念的。只要國民黨在一兩年時間把抗戰後期積累下來的那些軍事物資都打完，戰爭就結束了。而東北的工業區還會源源不斷的生產。掌握了東北的政權，可以說吧，東北地區的滿洲國如果是一個獨立國家，他要打中國這樣一個大國是一點問題沒有的。就好像以色列如果要打埃及這樣的大國是沒有問題的。一個是工業化的小國，一個是沒有工業化的農業大國：農業大國它只有一盤散沙的農民，頂多也就是有糧食和軍隊，連日常供給也不行；另一方面是有飛機、有坦克、有大量重炮和重工業，這樣的少量的部隊可以橫掃大陸，一點問題都沒有。


South-Manchuria-Railway

蔣介石在當時唯一的機會，就是像希臘政府一樣，跟斯大林做一筆交易，通過一定的交易，把東北和長城以外的土地讓給蘇聯和共產黨，然後斯大林並不是不可能把南方讓給他。因為他跟英國人做過類似的交易，在俄國軍隊橫掃東歐的情況下，英國軍隊又不能實行直接干預的情況下，實際上，蘇聯把整個東歐，包括意大利和希臘、土耳其拿下來是沒有問題的。

丘吉爾在這種情況下只能跟斯大林做一筆交易（注：即「英蘇百分比協定」），就是說，把羅馬尼亞和保加利亞划為蘇聯勢力範圍，把希臘和土耳其划為英國的勢力範圍。斯大林答應了。這件事其實按照當地的政治生態是不大對的。因為羅馬尼亞的共產黨，直到戰爭結束，統共就有幾百人，在本地一點影響力都沒有，但是因為丘吉爾把這個地方划給了蘇聯，蘇聯把這幾百個共產黨人空投到羅馬尼亞，剎那間，不到一年的時間，就像是在北朝鮮一樣，就搞出一個金日成政權。而希臘的共產黨經過多年經營，已經佔領了除了首都雅典和比雷埃夫斯港的大片地區。

可以說，希臘國內95%的土地都在共產黨的軍隊控制之下。但是斯大林既然把這塊土地划給了英國，那麼英國的軍隊就直接支持希臘的流亡政府鎮壓共產黨游擊隊，把他們全部消滅掉了。在共產黨游擊隊得不到蘇聯的支持，逃到蘇聯以後，斯大林又把他們的領袖全部殺掉，剩下的人都流放到西伯利亞丘陵去了。在這方面斯大林是非常守信譽的。

所以毛澤東在這種情況下，他其實一直沒有把握斯大林會不會出賣他。斯大林是很可能會出賣他的，就好像是他很可能會出賣東土耳其斯坦的共產黨一樣。他為了毛澤東的緣故，幹掉了東土耳其斯坦的共產黨，而這些共產黨本來就是蘇聯組織起來的。他也很可能為了蔣介石的緣故幹掉毛澤東。只要蔣介石在東北或者是在北方多給他一些利益，這種情況並不是不可能發生的。因為斯大林，從他以往的經歷來看，是一個非常馬基雅維利主義的現實主義者。在劃分勢力範圍的情況下，不會照顧其他國家共產黨的利益，而且劃分勢力範圍以後，他是相當遵守諾言的。

而從毛澤東在中國黨內的政治生態的角度來看，文化大革命和反蘇運動，與其說是為了共產主義意識形態的緣故，倒不如說是毛本人為了消除親蘇派力量的班底而發起的行動。因為50年代以後，所謂反蘇是什麼呢，反蘇實際上就是，反蘇實質意義，從人事角度來看，就是毛澤東在自己的實力足夠強大以後，漸漸覺得由蘇聯給他培養出來的受蘇聯影響和操縱很嚴重的共產黨班底，已經不再適合他的需要了。他希望培養出一個只忠於他自己，而不再忠於蘇聯和國際主義體系的一個班底。



但是原來那些老班底留在他身邊，對他來說是不安全的，他必須想辦法把他們打倒。所以劉少奇或者其他什麼類似的人必須去死。從這個角度上你才能夠理解文化大革命的邏輯。他想培養出純粹的中國本土化的幹部，用這些本土化的幹部取代蘇聯共產國際和蘇聯留學生，和在蘇聯培養出來的這批共產黨老幹部。這樣的話他才能夠實現完全的安全和真正的獨裁統治。作為一個精明的政治家，他有這樣的想法是完全正確的。雖然從國家利益的角度來看，當然要把中國再折騰一遍，但這些事情，老實說，對於急功近利的政治家，應該是不考慮的。如果我處在同樣的處境下，為了所謂抽象的國家利益或是世界和平採取做法，把自己置於危險的處境，甚至會使你落到蔣介石那種下場，我也是會那麼幹的。我肯定會願意犧牲所有的老百姓，只要能打倒我在黨內的對手就沒有問題了。好，這是後話，以後的事了。



在朝鮮戰爭那段時期，毛澤東的地位是：他必須非常積極的表示，我忠於蘇聯，我忠於世界革命，而且，我比周恩來更忠誠，我比高崗更忠誠，比劉少奇更忠誠，比黨內的任何人都要忠誠；同時我在國際上，我比朝鮮勞動黨更忠誠，比胡志明更忠誠，比所有其他的共產黨都對斯大林更忠誠。這樣我在國內的地位和在共產主義內部的地位才能夠足夠鞏固。為了做到這個忠誠表現的話，參加朝鮮戰爭是必須的。朝鮮戰爭犧牲雖然非常大，但是它至少換回了旅順口，那是蘇聯絕對不可能還給蔣介石的。換回的第一個五年計劃當然是主要資源。

從蘇聯的角度來看，中國是白眼狼，這是毫無疑問的。蘇聯在二、三十年代為了顛覆中國已經是砸鍋賣鐵，把自己人都餓死完了；50年代為了援助中國那就更是砸鍋賣鐵。因為中國不像東歐國家。蘇聯到了德國實行的都是搶劫的政策，德國原來就是高度工業化的國家，蘇聯有很多東西可以搶，搶回去簡直發了一筆橫財。但是中國不一樣，中國大部分地方是很落後的，為了建立像樣的工業體系，哪怕是蘇聯的工業，跟美國和世界的標準相比都非常落後，但是比起蔣介石時候的中國來說還是要先進一點。為了援助中國的軍事工業項目，蘇聯用的是再一次出血本。這個血本就很像是五、六十年代中國援助越南共產黨一樣。出了血本，好不容易把你的家境搞好起來了，結果毛澤東搞好了家境之後的第一件事情就是反咬蘇聯一口。

這就是蘇聯幾十年來苦心經營遠東得到的結果，這個結果是很有諷刺意義的。如果它在20年代的時候根本不去干涉，讓中國在北洋政府的統治下；或者在30年代的時候，容許中國在蔣介石的統治之下，那麼我們可以預期：北洋政府根本就沒有統一中國的能力和慾望；蔣介石這樣的人即使有這種願望的話，他統一中國的能力也不會比現在的緬甸軍隊強多少。中國肯定是四分五裂，也許東南一帶會建立起類似馬來西亞或者是泰國那樣的繁榮國家，但是內地肯定會留下大量的分裂割據地區，足以保證蘇聯在亞洲大陸的霸權。



但是正因為他支持中國共產黨去顛覆了北洋政府和國民政府，使中國實現了統一的結果，他反倒在自己的東部邊境製造了一個可怕的強敵。中國人不大強調這一點，但是蘇聯的歷史學家一般都認為，中國在70年代以後，在東部邊境嚴重的消耗了蘇聯的國力，使蘇聯負擔過重，對蘇聯的崩潰做出了相當大的貢獻。造成的結果就是，早期幾十年的鬥爭和馬基雅維利主義，最後神秘地收到了搬起了石頭砸自己的腳的結果。所以，從這種意義上來講，國內政治的勝利和失敗也真的是很難說。

好，我們回到朝鮮戰爭中期。朝鮮戰爭是蘇聯外交勝利的頂峰。也就是蘇聯從列寧時代開始，在歐亞兩線推行世界革命的一個最高峰：在歐洲，50年代中期，他已經得到了東亞大陸和華約各國；在亞洲，他把中國和朝鮮都納入了自己的勢力範圍。同時在越南贏得了極為有利的處境。南越的政府正處在類似蔣介石在30年代的那種很狼狽的處境。他只能在國內作戰，而越南共產黨呢，有蘇聯、中國的援助，而且還可以在越南、老撾、柬埔寨三國作戰，打了敗仗他還可以躲到柬埔寨去度過危機，而美國人一旦追到柬埔寨去，國際社會肯定會說，你侵略了柬埔寨。而蘇聯支持越南人去侵略柬埔寨，當然各方都沒看見。這樣不平等的戰爭，那麼可以想象，南越是沒法贏的。



但是這種節節勝利的局面，對蘇聯來說，已經是最後的機會了。它醖釀著1972年的外交革命，也就是尼克松訪華的那種馬基雅維利主義的外交。這個外交的主要原因恰好就是因為他在中國的勝利。他在中國的勝利，扶起了以毛澤東為核心的這個異己勢力。蘇聯有一種說法就是，毛澤東是代表了富農路線，或者說他代表了小資產階級，或者說什麼什麼的，土地改革什麼的，這些名詞全都是錯誤的。但是它代表了蘇聯的一種基本看法，就是說，毛澤東和他手下的這些土鱉將領實際上是沒有受過蘇聯正規訓練，在組織上忠誠度比較可疑的人。



蘇聯只要能夠做得到，最好是要用劉少奇或者是鄧小平那種比較徹底的列寧主義者。而毛澤東他屬於中國傳統江湖好漢和帝王的情結太重了，他和他手下的那批將領，用一種比較像是朱元璋、李自成的方式來打天下，當然他如果純粹的處在那種情況，他肯定就會失敗了。在20世紀的博弈環境中，沒有蘇聯給他提供組織力量和工業力量，他想也別想，很多事情他都沒辦法辦，這一點他也是清楚的。所以他必須依靠蘇聯給他的黨國和列寧主義的機器。但是他另外一方面又代表了那些中國傳統的帝王因素。這兩種因素，在內部的衝突，最終導致了文化大革命。最後的結果是兩敗俱傷的。

在兩敗俱傷的情況下，毛澤東作為一個偉大的馬基雅維利主義政治家，也就是說他是一個完全不講道德，只講利益的人。但是他在只講利益的情況下，做得比其他人要精明。他可以再做一次鴻門宴。他邀請美國，從他自己的角度上來看，實際上就跟他高呼「蔣委員長萬歲」一樣，不代表他真正熱愛蔣委員長和美國，而是他布了一個巧妙的局。文化大革命，就像我剛才說的那樣，骨子裡面是為了清除蘇聯在中國的殘餘勢力，但是只是打倒了劉少奇，鄧小平又回來了。最重要的是，毛澤東自己培養的，像王洪文這些人，太不成氣候，不足以在他身後接班。



我們知道坊間有一個傳聞就是，毛澤東老年的時候，曾經召鄧小平和王洪文，問，我死以後中國會怎樣。王洪文就像一個傻瓜一樣回答：中國人民，一定會，堅持毛澤東思想的，路線，高舉毛澤東思想的，偉大旗幟，把革命進行到底。鄧小平則像是一個，你知道我是聰明人，我也知道你是聰明人，大家就明人面前不說暗話的這種態度，直截了當地說，中國將會發生內戰。我想經過這次對話以後，毛澤東已經非常清楚，他留下的王洪文這一些人，放在鄧小平這樣老奸巨猾的人手裡面，就像是一塊蛋糕放在一個餓極了的食客面前一樣，毫無抵抗能力，一口就能把他吃掉。但是他已經太老了，扭轉不了這個局面。

在這種情況下，他能夠做什麼呢。他只能夠利用現有的力量。如果他聽任局面再發展下去的話，他死了以後，他留下的這些人，照樣會被黨內的老列寧主義者推翻。這些老列寧主義者很可能回到蘇聯那去。一方面他們本身就是蘇聯系統的人，一方面他們除了蘇聯那一套計劃經濟以外，他們什麼也不會搞。

他們只能夠用這種方式治國，像鄧小平搞的秩序整頓，骨子裡面是恢復蘇聯的一黨制，消滅文革那種無政府狀態，恢復黨委領導下、大家井井有條的那種計劃經濟。毫無疑問，這種生產模式還是要比文革稍微強一點的，但是這樣是搞不出市場經濟的。毛澤東肯定很清楚的一點是，將來會發生這種狀況。在這種情況下，他本人的處境會怎樣呢。中國共產黨一旦回到了親蘇路線，那麼他肯定要恢復50年代的歷史敘事。

LM

大家都知道中國的歷史教科書是隨著政治形勢不斷修改的。50年代標準教科書是這樣的：「中國革命在斯大林元帥的英明領導之下獲得了勝利。」這一點是很接近歷史事實的。但是60年代以後，教科書修改了：「中國革命在毛澤東領導下，實現了馬克思主義的中國化，排斥了蘇聯的錯誤指導。如果在蘇聯的錯誤指導之下，中國的革命是不能成功的。正因為毛澤東排斥了蘇聯的錯誤指導，所以我們才能獲得成功。」如果假定劉少奇的人馬，在毛澤東死後，推翻了毛澤東留下來的這些班底，重新把中國共產黨拉回到蘇聯的軌道上，那麼歷史教科書必然做出第三次修改，那就變成這樣：「中國革命在斯大林元帥和中國共產黨正確領導下獲得成功，然後在毛澤東這個壞分子的錯誤領導下陷入了失敗，現在由我們英明的黨中央撥亂反正，打倒了毛澤東這個危險的壞分子，回到了蘇聯領導的正確軌道上。」那麼他毛澤東就變成一個王明和陳獨秀那樣，錯誤路線的代表人，那真是永世不得翻身。這種事情絕對不能在自己身上出現。



於是他把美國人拉進來，一旦中美結盟反對蘇聯，他就把中國共產黨處在這樣一種狼狽的局面上：他跟蘇聯人結下不共戴天的深仇，已經不可能回到蘇聯的路線上。即使鄧小平和劉少奇留下來的人重新當權，他在中美聯合反對蘇聯這個基本國際格局之下，已經不可能推翻毛澤東的歷史地位了。 如果推翻毛澤東的歷史地位，那麼歷史教科書又要重寫了：「蘇聯是正確的，毛澤東是錯誤的。」但是我們繼續跟著毛澤東的路線去反對蘇聯聯合美國，我們豈不是更加錯誤？如果我們聯合美國反對蘇聯是正確的，那麼我們就沒有辦法徹底否認毛澤東了。我們只有繼續說：哎~毛澤東，基本上還是正確的。他領導我們反對蘇聯的錯誤路線，這件事情基本上是正確的。所以儘管他犯了打倒我們的特殊錯誤，但是在除了打倒我們以外，他幹的很多事情還是正確的。我們現在可以消滅毛澤東的老婆和他留下來的人，但是毛澤東本人，我們還是昧著良心，咬牙切齒地說，算了~…我們還是認慫吧。這樣毛澤東至少保證了自己身後的歷史地位。作為一個足夠聰明、深通宮廷政治的人，我相信，在1972年那種絕境之下，他是沒有更好的選擇的。



在這種情況下，中國等於說是處在阿薩德、今天的大馬士革那種情況下：蘇聯人要你死，美國人要你死，黨內的人要你死，而老百姓已經被你折騰的受不了了，這樣只要你一斷氣的話，你的下場是非常可怕的。甚至還等不到你斷氣，就會有人把你做掉。所以他在當時情況下一定是做出了非常明智的抉擇。

就像是他在抗戰初期的時候，突然高呼「蔣委員長萬歲」一樣。喊了「蔣委員長萬歲」的好處是什麼？這樣，黨內的王明這些人就再也不能把他打倒了，他們必須忌憚，蔣介石會給他錢，會給他武器，有了這些，即使有王明這些人把他打倒了，你也只會導致共產黨的分裂和內戰，而沒有辦法勝利。如果沒有蔣介石的支持，王明搞倒你像搞倒瞿秋白一樣，你死了也是白死，共產黨還是王明的。這個事情就發生不了了。美國人在1972年扮演了蔣介石的角色，只要有美國人在，那麼黨內的敵對勢力搞倒了毛澤東，那就不會奪取中國，而只會導致共產黨和中國的分裂和內戰。在這種格局之下，毛澤東保住了他在生之年的安全，而他的遺產在身後不可能被共產黨完全推翻了。這就是國際政治和國內政治巧妙的運用。

你如果按照沈志華或者是現在國家主義者歷史學那種說法，你是看不清歷史真相的，他們會說：毛澤東是個傻瓜，蔣介石也是個傻瓜，他們不顧中國的國家利益，使人民受到如此之大的損害，然後義正詞嚴地說，你們應該怎麼樣，應該怎麼樣。這些全是扯淡的。

如果毛澤東和蔣介石這種人的政治智慧真像是這些偉大歷史學家說的那樣，去按照中國的國家利益和人民利益，去做出那些應該怎麼怎麼樣，應該怎麼怎麼樣的事，那麼，我敢保證，他們早就變成死人了。 而且變成死人以後，各位所學到的歷史教科書肯定是：罪大惡極反動分子蔣介石如何如何，罪大惡極反動分子毛澤東如何如何，根本不會理會他們的深冤，你們現在聽到蔣介石、毛澤東的名字，就像是聽到汪精衛的名字一樣，直覺上他就是一個壞蛋。只有極少數真正瞭解足夠多內部材料的人，才會知道，這些所謂的歷史事實全都是刻意製造出來的。作為一個現實政治家，他們所需要的就是在生之年獲得最大限度的政治成果。他們所做的事情是完全正確的，他們比這些歷史學家要聰明得多。

由於馬基雅維利主義的政治，導致這樣的後果，就是，蘇聯吞下中國這個偌大的果實，反而促使中國的統一和蘇聯在亞洲大陸整個路線的完全崩潰。於是七、八十年代，出現了蘇聯陷入了兩線作戰的、在東方和西方重新陷入被包圍的情況。


Cold War Map 1980

我們知道二十年代末列寧之所以要轉向東方，就是因為歐洲戰場失敗了，蘇聯就要突圍，打破亞洲戰場。而1972年外交革命的結果，等於是使蘇聯重新回到了1928年以前的情況，在歐洲，鐵幕已經把他封鎖起來；在亞洲，中美聯合形成另一道鐵幕把他封鎖起來。蘇聯重新回到被封鎖的狀態。進一步的顛覆，成本很高，很難展開。而內部呢，在共產主義內部，在得不到資本主義經濟援助和技術援助的情況下，經濟日益趨於衰敗。共產主義是一個封閉系統，它在得不到資本主義援助的情況下是很難維持下去的。


German staff at Tomka chemical weapons facility, Soviet Union, 1928

蘇聯在20年代經濟沒有崩潰，主要是因為蘇聯打破了協約國的經濟封鎖，引進了協約國背叛者 — — 也就是戰敗國德國和中立國美國的支持。如果大家都像英法兩國和丘吉爾主事一樣，堅決不為蘇聯做輸血的話，那麼恐怕蘇聯在20年代就已經崩潰了。但是在他快要崩潰的情況下，德國這個戰敗國向蘇聯透支，美國這個中立國向蘇聯透支。

德國因為受到凡爾賽條約的限制，他在國內不能發展軍火工業，所以他要借殼上市，在蘇聯發展軍火工業，搞軍事實驗，結果這樣，他培養出來的蘇聯紅軍，反而在1945年的戰爭打到自己頭上。如果德國國防軍沒有在20年代在蘇聯搞軍事建設的話，那麼蘇聯紅軍肯定還會停留在托洛茨基時代的那種原始狀態，跟希特勒打仗的時候是沒有還手之力的。正因為德國為了跟協約國挑戰，搞的德蘇事實聯盟，蘇聯在德國的基礎上搞建設，才使蘇聯人：第一，沒有在20年代餓死；第二，在世界上還有戰鬥力。中國恰好就是這個樣子的，中國如果沒有在80年代得到美國的資本的話，估計在1989年就完蛋了。

好，現在的情況是，中美聯合之後，把一切壓力籠罩在蘇聯頭上，蘇聯在歐洲和亞洲兩個方向上，重新回到20年代的被封鎖狀態。而且這也使世界格局兩極化了，不再像一戰剛剛結束的時候，還是多主體的，英法封鎖你，還有德國和美國。現在只有資本主義世界了，美國一方，蘇聯一方。蘇聯處在完全被封鎖的情況下，雖然佔領的疆土比20年代要大得多，但是被封鎖的情況還是一模一樣。被封鎖意味著技術落差的不斷擴大。



蘇聯始終停留在50年代那種在當時還算先進的技術水平，而70年代以後的技術革命，完全發生在以美國為主的資本主義世界，他們和世界先進水平的差距越來越大。在這種情況下，只要封鎖線不發生動搖，即使他不在1989年崩潰，也一定會在其他時間崩潰。在雙方差距越拉越大的情況下，這種事情是絕對沒法避免的。唯一可以改變的就是崩潰的時間點。

蘇聯的崩潰，正如我在開局講的那樣，意味著短暫的二十世紀的結束，以革命外交和超限戰為特點的殘酷的二十世紀，隨著蘇聯的崩潰而結束。冷戰一旦結束，國際社會的基本遊戲規則和道德觀點，大體上又恢復到19世紀那種比較紳士的情況下。以前在冷戰時期，稀松平常的、像紅色高棉這種種族清洗的活動，在冷戰以後變成不可接受了。



大家不要忘記，在蘇聯存在的時候，其實都是這麼搞的。即使是美國，他也是支持過這方面的事情的。蘇聯一旦沒有了，國際體系，我們可以說是，又恢復到紳士的道德觀點、紳士的道德標準上來了。重建的國際體系以美國為中心，在1999年接納了脫離蘇聯體系的東歐國家，現在又把勢力範圍延伸到烏克蘭。但這一點還留下了許多尾巴，就是俄羅斯和中國。俄羅斯雖然擺脫了蘇聯共產黨，但是他還沒有下定決心，完全加入到西方國際體系中去。所以他對烏克蘭向北約靠攏很不滿意，就像是現在的烏克蘭內戰，和美國對抗。另一方面，中國也很嚴重，因為中美之間1972年外交革命的聯盟是一個機會主義聯盟，它不代表美國認同共產黨，也不代表中國共產黨承認錯誤，它只是代表在蘇聯的共同壓力下，兩國聯合反對蘇聯。隨著蘇聯的垮台，這個聯盟結束了。因此中國在90年代以後、21世紀初就會面臨著巨大的外交壓力。



這個時候，本拉登再一次的救了中國。因為伊斯蘭主義的存在和中美聯合反恐的需要，以及中美之間世貿組織之間的合作，使中美再次結下了江澤民時代的第二次機會主義聯盟，維持了21世紀最初十年的經濟繁榮和國家興盛。

隨著中東局勢的基本演變和中國漸漸產生不滿，第二次機會主義聯盟終於結束，所以未來，我們可以看到，由朝鮮戰爭所建立的遠東冷戰格局正在發生動搖，你可以從釣魚島、南海、台灣這一系列事件可以看出。這一系列事件，從國際關係的角度來看，都是1955年冷戰體系在遠東發生動搖的結果。冷戰體系在1989年就在歐洲全面結束了，但在遠東還沒有結束，因此遠東的國際體系還處在一種破亂的狀態。而且雙方都很不滿意的在裡面。



你可以想象，從世界的主流、從美國的角度上來看，他希望蘇聯解體意味著冷戰的徹底結束，徹底結束當然是本著自由世界的全部勝利而結束，他希望中國通過某種和平演變的方式加入到這個體系中來。而中國呢，則覺得他的機會主義行動已經為自己積累了一定的國力，他希望修改1955年體系對他的封鎖。因為1955年體系的實質就是：以美國為核心的遠東美國盟國對蘇聯和中國實行封鎖。80年代機會主義外交使美國暫時給了中國特殊待遇，但是這個特殊待遇隨著蘇聯的解體和89年事件而結束，中國等於是又重新回到了在很大程度上是被封鎖的狀態。中國冒險性的外交活動企圖打破這條封鎖線。

因此，可以說，現在的國際體系，21世紀，從1989年開始的新的21世紀，呈現出非常有趣的特點。中國和俄羅斯代表了短暫的二十世紀的部分遺產，而美國為首的西方國家，部分的恢復了漫長的十九世紀的特點，只是由英國保衛和平變成了美國保衛和平，同時也吸收了二十世紀進步主義的某些特點。

這兩種體系正在目前的局面下進行重大的較量。在這種情況下，你單純討論各個國內因素，應該說是沒有太大意義的。就像我剛才說的那樣，大清和日本的主要命運，不是取決於自己國內的因素，而是取決於他到底是搭的誰的順風車。日本的選擇是搭英國的順風車，大清沒有；日本後來選擇搭美國的順風車，中國沒有。這個，在國際體系上，顯示了不同生態位的基本策略，將會在很大程度上影響他們國內的狀況。



而中國國內，無論是李鴻章這種人的前途也好，還是蔣介石毛澤東的前途，或者是王洪文和鄧小平的前途，在很大程度上，如果不說在主要程度上的話，都是取決於各個體系對中國的干涉。你不能說你在本公司內部的前途是取決於我老人家個人的能力和貢獻。那不是這樣的。你在公司內部的前途，主要取決於你跟老闆和同事的關係，以及貴公司在當前市場經濟中所處的相對位置。即使你個人非常能幹，如果貴公司在當前的市場經濟中選擇了一個錯誤的路線，或者貴公司一直在走下坡路的話，你還是要完蛋的。或者說你本人是非常成功，只要沒有重大的錯誤，而你所在的公司在當前的市場經濟中選擇了一個有利的路線，那麼，水漲船高，你只要不犯重大的錯誤，跟著別人走，你就能得到相當可觀的利益。你理解了這一點，才能夠理解自己所處的真正地位。

在這方面，所以我建議大家，千萬：第一，對中國的歷史教科書一個字也不要相信 ；第二，對中國學者產生出來的專著，儘管我們要十分尊重他們考證的能力和收集資料的能力，但是你最好不要相信他們得出的結論。因為他們對於演化論意義上的生態場基本上是一無所知的。 他們會設立一些假想，比如說，中國的國家利益，或者是人民的進步，或者是世界革命之類的假想的價值觀，對於真實世界的政治面目，影響是幾乎可以不提的。你如果相信他們的結論的話，那不會改善你的處境，只能夠增加你的認知錯誤，使你付出重大的代價。謝謝。

提問人A：請您評價下面這個某一宗教派別的說法：1914年是整個人類歷史的分水嶺，以前雖也是戰爭不斷，但是都是有限度和文明的，之後趨向於無限度和野蠻。

劉仲敬：在西方文明的範圍內，這肯定是正確的。因為近代文明，我們不講政治正確的話，那麼我們可以說，所謂的近代文明，就是西方文明的衍生，包括中國、非洲和其他國家，他們的所謂的近代化，就是歐洲文明進步的結果。在近代文明，或者說西方文明的範圍內，做第二梯隊或第三梯隊。就是說，以最近400年為標準，1914年之前的世界，基本上是，雖然有波折，但是至少是退三步進兩步，世界變得越來越繁榮，也越來越文明，人越來越人道，野蠻和殘酷的現象越來越少。所以整個19世紀，所有的人基本上都抱有樂觀和進步的態度，覺得今後的世界肯定會變得更美好。



如果發生革命的話，那麼革命產生的新政權應該比原來的舊政權更加文明、更加道德，包括馬克思本人也是有這樣看法的。他所設想的那種社會主義、共產主義，跟蘇聯和中國搞的這種現實社會主義、共產主義很少有什麼共同點。他設想的也是一種更加文明和可靠的東西。這是19世紀的普遍共識。後來20世紀，大家普遍認為這是一種淺薄的樂觀主義。為什麼是淺薄的樂觀主義，就是因為，第一次世界大戰以後的歷史發展，摧毀了人們的原有信心，歷史突然[轉向]，由持續不斷的進步和樂觀，戲劇性的變得越來越野蠻了。像奧斯維辛這種情況，歐洲人很難想象在以前的19世紀的時候還會發生這種莫名其妙的怪事。大家都會覺得這種現象頂多就是東方人或者是古代的野蠻人可能做得出來，但是現在的文明人已經永遠擺脫了這種危險。但是事實證明，他們想的太樂觀了，這種危險仍然存在。

毫無疑問，不管原因是什麼，責任歸誰，這是文明整體上的墮落。要知道文明整體上墮落，這不是像有些比較低層次的吵架一樣：這件事情是國民黨的錯！不對，是共產黨的錯！不對，是蔣介石的錯！不對，是劉少奇的錯！實際情況不是這樣的，實際上是一個整個生態上不斷惡化的結果。

如果你所在的文明生態上處於一個走上坡路的情況，那麼所有人都會走上坡路。就像一個學風很好的學校一樣，我今天我拿了第一名、拿了個獎狀，明天我的同學就要超過我，拿一個獎狀把我甩在後面，後年第三個人拿了獎的話，把我們兩個人都甩到後面。大家在不斷的相互競爭，但是都是往好的方向相互競爭。今天我的成績比你好，這就是，19世紀的大體上就是這樣的。20世紀就屬於一種類似黑社會的競爭：競爭的遊戲規則每況愈下。本來北洋政府時期的遊戲規則還是相對比較文明的，現在，我孫中山第一個打破了底線，把蘇聯引進來，於是我佔了便宜，得到了資金，然後，我蔣介石再給你黑一下，又得到了什麼什麼；然後毛澤東再給你黑一下…這就等於說是，原先我第一次打破底線打破還不太多，我佔了點便宜，然後你第二次打破底線，比我打破的還要多，比我更黑一點，然後你把我給贏了，然後第三方過來了，他過來比我們雙方以前兩次都要黑得多，最後勝利又歸了他。總之在這個下降的生態場中間，越野蠻、越打破底線，就越能取得勝利。

於是，20世紀出現了越來越野蠻的情況。列寧剛剛上台的時候，不要說是資產階級黨派了，就是社會黨人中間的其他派別，社會民主黨提到布爾什維克，都破口大罵，說他嚴重違反了馬克思主義的原理，引入了東方的亞細亞式的野蠻。

但是過不了多久，等到列寧死後，斯大林來的時候，殘存的老布爾什維克又在唉聲嘆氣，說斯大林比列寧那時候還要野蠻，把列寧時代不敢打破的底線都打破了。蔣介石的北伐已經打破了民國初年軍閥混戰的底線，然後國共的戰爭又嚴重打破了國民黨時期的底線。而國民黨滾蛋以後，毛澤東在文革時期又把共產黨執政初期的底線給全部打破了。這是一個一環接著一環下降、螺旋形下降的過程。你要說具體下降過程中間誰是罪魁禍首？他們全都是罪魁禍首。所有的幸存者都是罪魁禍首。

凡是拒絕接受遊戲規則破壞的這些人，就是比較好的人、比較堅持較高道德標準的人，一個接著一個出局。吳佩孚為什麼會失敗，因為只有他拒絕接受蘇聯援助，所以他失敗了，大家還要罵他是帝國主義走狗。其實真正拿著帝國主義的錢來顛覆中國的人取得了勝利，把自己打扮成愛國的英雄，就是國民黨和共產黨。真正拒絕帝國主義的錢，堅持中國獨立自主，最後被打倒了，然後大家反過來全都跺腳一起罵他是帝國主義。然後同樣的事情又在汪精衛身上發生了。汪精衛之所以變成漢奸，恰好是因為他在所有人當中是最不願意當漢奸的，所以他失敗的最早，然後最後的勝利者把他打成漢奸了。而真正拿外國的錢拿的最多的人，反而以革命英雄和民族英雄的身份出現了。順著這個一步步惡化，最後中國終於墮落到五湖四海戰鬥隊時候的文革那種地步。

在這種情況下，責任屬於所有成功者。可以大膽地說一句，在世界範圍內，1914年以後，成功者就是在惡性競爭中勝出的，也就是打破底線比較多的人，失敗者就是打破底線比較少的人。在中國和全世界，大致上都是這樣的。在中國，20世紀可以說是從1928年開始，這個遊戲一直到1978年為止；在全世界，這個遊戲從1914年開始，到1989年結束。但是我們也可以看到，1989年以後的世界，多多少少有點恢復正常了。大致上就是這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