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一點。不要再將我們的煩惱歸咎於享樂主義自我中心主義。
自我中心主義自愛的相反不是利他主義(即關心公共財產),而是嫉妒和憤怒。它們使我違背我的利益作出行動。這就是為甚麼許多條理分明的哲學家清晰指,「惡」根本上是靈性的,某種意義上甚至比「善」更靈性。
這就是為甚麼平等主義永遠不應被理解為困苦的價值,因為其本身意義,即成就利他之事,可以被暗地裡顛覆。事實上,平等主義有時也意味﹕我願意放棄某些東西,好讓其他人也不會得到它。
這就是我認為有問題的部分(或許也是你們的問題一部分),即政治正確問題。
我認為,政治正確者表面上對規管的狂熱,其實是在遮掩其失敗。我有個偶像,她是黑人女性 Tarana Burke。她在十多年前創建了 Metoo 運動。她在最近的批判言論指,這運動開始後,這些年間出現一種對作惡者的堅定不移的著迷(編按﹕估計齊澤克的意思是,人們過於關心作惡者是否人頭落地,而乏略了其他部份。見 Tarana Burke 原文)。Metoo 過於經常成為受憤怒洗禮的、名符其實的抗議運動。
所以我們應該放棄平等主義?不!平等同樣可以意味(這也是我倡議的平等)創造一個空間,給最多的個體發展他們不同的潛能。
這是我的一個矛盾主張:正是今天的資本主義使我們太過均等,導致許多人才流失。那麼,平等和層級制度的平衡在哪?我們真是向平等走得太遠了嗎?今日美國真的是「太平等」了嗎?我覺得只要稍為審視現狀,便可得出相反的結論。我們不是太平等,反而是左翼過去數十年正逐漸失去其陣地。標誌這一點的是,全民醫保,免費教育等正續漸消失。看看 Bernie Sanders 便知。我無意神化他的計劃,那只是半個世紀前在歐洲佔主導位置的社會民主主義的另一版本,然而在今日卻被說成是對自由和美式生活等的威脅。
平等同樣可以意味...創造一個空間,給最多的個體發展他們不同的潛能。
-齊澤克
我看不到這個計劃對自由創造帶來甚麼威脅。相反,我認為醫保和教育可使我更能讓自己的精力集中在更重要的創造性事情。我認為平等(這種最基礎的平等)是個空間,它容許創造差異和(對,為甚麼不呢?)更多不同的、合適的層級。
除此之外,我發現,我很難將今天的不平等(例如 Piketty 在其著作中的紀錄)歸因於能力差異。
這裡說的能力是甚麼能力?在極權國家,能力是由政治定義。然而在市場上成功同樣也不是中立的,它不是幫助社會認可能力的調節者。
讓我以(自認為)一種友善方式簡單處理這問題。我想談談那個(很抱歉它有點諷刺)龍蝦話題。
在此,我並非抱持簡單的社會建構主義觀點,我深深欣賞進化論。當然,我們也是自然生命,亦如我們每個人都知道(也許我是錯的),我們的 DNA 和某些猴子有 98% 相通。這是不錯的。但對自然,我認為我們不應忘記這一點:自然不是一個穩定的層級系統。它充滿即興。
自然的發展就像法國菜。這是一個法國人告訴我的﹕許多著名的法國菜和飲料,都是源於他們試圖按標準製作時出錯,然後將失敗理解為成功。他們本來以正常方法做芝士,結果芝士爛掉了,十分臭,然後他們就說,「oh my god,看,我們發明了自己的芝士」。本來以正常方法釀酒,但發酵時出錯,然後他們就開始做香檳,諸如此類。
我在此不只是想說笑,因為我想,我們的「性」就是這樣運作的。(這也是精神分析教會我們的事)我們的性本能當然是生物學決定的,但看看我們由之創造了甚麼。我們不受發情期所限,它可以變成一種恆久的執著,這執著中有障礙,並要我們跨越它。簡單來說,它成為了一種形而上的熱情,影響了生物學上的節奏,並產生各種各樣的變種,如無盡而持續的宮廷式愛情滿足感,以及不同的性偏離等。所以,它雖然仍是生物學制約的「性」,但它(如果我可以用這個字)也是跨功能的,它令不同文化(又或你可以稱為其他東西,比如邏輯)可以產生。
自然不是一個穩定的層級系統。它充滿即興。
-齊澤克
我認為同樣的道理也適用於傳統。偉大的保守主義者 T.S. Eliot 曾經寫,「一件新藝術品誕生時所發生的事,同時也會在所有過去的藝術品上發生。過去應被當下所改變,一如當下受過去所引導。」
這是甚麼意思?
讓我談談基督教帶來的變化:它不僅將同樣的神聖火花帶進不同性質、不同文化的人們心中,這神聖火花也使我們能夠創造基督徒所說的「聖靈」。而維繫我們家庭觀念的社群則在一定程度上被淘汰,如保羅在加拉太書所言:「在基督那裡,再沒有猶太人或希臘人,男人或女人。」
民主制度把這種邏輯延伸到政治領域。不論每個人能力差異,最終決策應由我們所有人共同決定。民主押注在這一概念,即我們不該把所有權力交給有能力的專家。掌權的共產主義者正正就是透過扮演「假專家」,把他們的統治合法化。
順帶一提,我亦毫不相信普通人的智慧。我們時常需要一個主人角色去軀使我們掙脫惰性。我也不諱言,它迫使我們解放。自由和責任是需要付出努力的。一個真正的主人的最大作用,就是喚醒我們追求自由的心。我們並不是自然而然地變得自由的。
此外,我認為社會權力和權威不能直接建基於個人能力。在人類世界,權力,從施加權威的角度講,是十分神秘,而且非理性的。祁克果,我和大家最喜愛的神學家這樣寫﹕「如果一個孩子說他會服從父親,是因為他父親有能力和是好人,這是對父親權威的冒犯。」他也將同一邏輯運用在基督身上。基督之所以具正當性,是因為他是上帝的孩子,而非因為祂有能力。正如祁克果所言:任何一個神學生都可以比基督做得好。在自然界,這權威卻是不存在的。龍蝦中也許存在層級,但當中那隻主要的龍蝦,我不認為牠在這一意義下有權威。
龍蝦中也許存在層級,但當中那隻主要的龍蝦,我不認為牠在這一意義下有權威。
-齊澤克
是已,民主制的押注(這是隱悔的)並非反個人能力,而是要將政治權力和專家的個人能力區分開來。斯大林主義沒有區分它們,然而早在古希臘,人們就已懂得將它們分開。這也是為甚麼那時的公民權力有時甚至要和抽籤掛鉤。
所以,(作為結論)如何進入共產主義的話題?為何我還要緊緊抓住這個被詛咒的名字?特別是當我知道,而且完全承認,共產主義計劃徹底失敗,而且它的失敗還誕生了一種新形式的致命恐怖?
資本主義贏了。但如今(這是我的主張,我們可以辯論)的問題是,今日環球資本主義擁有足夠對抗性制止它無限再生產嗎?我認為這種對抗性是存在。生態災難的威脅,新技術發展的結果(尤其是生物源和新形式的種族隔離)。所有這些對抗性都與馬克思所說的公共財產(也就是我們社會角色共同分享的物質)有關。
首先是外在自然中,被污染及全球暖化等威脅的公共財產。容我講清楚:我明白這一領域的分析和推測是多麼不確定,但等到它全部確認,已經為時已晚。我也完全清楚對此冒險地作外推的誘惑。在我小時候(給你們一個批判的例子),德國人對正在消失的森林抱有強烈興趣,他們預測幾十年後,歐洲就不會再有森林。不過依據最新估計,歐洲目前的森林面積比五十年和一百年前都要大。
不過,我仍要指出,全球大災難的可能性依然存在。對我來說,相關科學數據已夠充分。我們應該進行大規模的集體行動。我還認為(這對你們來說可能也很批判),資本主義仍然存在一個問題﹕它的經理們(不是因為有惡的本性),按照資本主義邏輯,將自我再生產和環境後果解釋為與整個系統無關。容我再說,這不是一個道德譴責(以便你不會覺得我不知自己在講甚麼)。在共產主義國家,當權者也沉迷生產擴張。又因他們不受公眾控制,情況變得更加糟糕。
在共產主義國家,當權者也沉迷生產擴張。又因他們不受公眾控制,情況變得更加糟糕。
-齊澤克
所以應該如何行動?
首先要承認,我們處於深刻的混亂之中。這裡沒有簡單的民主解決方案。
「人們應該自行決定生態的事」聽起來很深刻,但它引導我們提出一個重要問題:即便人們的理解沒被企業利益扭曲,他們又有甚麼資格就這樣一件細緻而脆弱的事做判斷?
至於那些由部份生態學家倡議的激進解決方案,本身就有可能引發新的大災難。讓我提一下這些新近想法﹕太陽輻射管理,即持續將大量噴霧撒入大氣以反射和吸收太陽光,讓地球降溫。我們可以想想,地球脆弱的平衡是如何運作的嗎?這運作又是包含多少無可預測的成份?生態工程很可能會在這危急存亡之秋干擾它。在我們知道應該行動、但不知道如何行動的關頭,我們需要思考。也許我們應該把馬克思著名的第十一條命題稍微倒轉一下:我們應該說,上世紀我們嘗試改變世界也許太急進;現在應是時候,退一步,去理解它。
我們應該說,上世紀我們嘗試改變世界也許太急進;現在應是時候,退一步,去理解它。
-齊澤克
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