學者予龍:上海與香港的觀感和比較
對許多到訪的外國遊客來說,上海和香港都是必遊的目的地,但兩者卻有著截然不同的風格與生活方式。在他們短時間走馬觀花的旅行中,除了表面的城市形態外,恐怕很難對兩市做出有意義的比較。而對於許多內地的訪港遊客,或許香港曾是他們津津樂道的繁華世界,而如今落伍了,還不如上海。上海近20年的變化的確令人瞠目結舌,正在恢復其應有的國際地位。而在香港民間,卻很少有人會把香港跟上海進行對比,對他們來說就好比蘋果對橘子,完全取決於各自的口味。
究竟如何評價兩地的差異和優劣,這要看評估人的角度。兩者都是筆者較為熟悉的城市,都有過生活和工作的經歷,力圖從硬體和軟體兩方面進行比較。上海作為中國城市發展的突出代表,迅速膨脹崛起,不斷日新月異,令人歎為觀止,但仍不難看出借鑒了香港的某些發展模式:政府通過操控開發用地供給,推高需求,從而獲取最高土地價值;這就意味著高樓層、高房價和高容積率。香港的平均樓高冠以全球,在土地的有效利用上,香港商業中心的地價更是寸土寸金,成為全球最昂貴的城市,在一定程度上制約了其競爭力,特別是在跟上海和新加坡的競爭上有所失分。上海會不會步香港之後塵,擠壓自身的發展空間,目前尚不可知,快速發展中的城市不容易找到歸結點。
給我的印象是,上海的發展基本上是把窮人逐出市中心,成片改造舊城區,局部保留作為保護性開發。上海貧富界線大體上是以有無私房加上居住區域來劃分的,有房並且居住在鄰近市中心的高檔社區或近郊別墅區,屬於富有階層;無房且居住在城鄉結合部附近及市內狹縫間或待拆建出租屋內地居民屬貧困階層;其它地域則大多由各類中產階級佔據,他們大多數也擁有房產。目前大多數貧困戶看似外來人口和老弱病患者,本地低收入居民大都因拆遷而被安置到城市週邊新區。這種市場化和強制手段的雙重安排,致使上海成為結構性鮮明的等級化城市。
香港看上去沒有那麼殘酷,富人主動逃離噪雜的市中心,居住到山頂、遠郊,甚至離島,去享受新鮮空氣、森林、沙灘和更寬敞的空間。窮人居住在交通便利、商居混雜、擁擠破舊的市中心附近,或者由政府經營的公屋內。中產階級則居住在條件較好的樓房或社區中。中產階級和低收入者的區別不在於居住地段,而在於居住密度。香港只有半數的居民擁有私人住宅,40%的人口居住在政府提供的公屋內,屬於低收入或貧困家庭,享受著社會福利。由於房價高企,大多數的中產階級買不起房子,高昂的房租成為他們最大的負擔,平均租金更是公屋的4倍以上。對於許多中下產階級家庭來說,或許他們寧願收入再低一點,以便申請到公屋和其它補貼,因此對這部分人來說,主觀進取的意願不是很高。
香港雖說是個中產階級社會,但億萬富豪占人口的比例冠以全球,而20%的人口卻生活在貧困線以下,貧富懸殊令香港深陷窘境,也影響到香港的國際形象。儘管如此龐大的低收入和貧困人口,香港依然維持了一個穩定、健康和繁華的城市形象。三個老人就有一個生活在貧困線以下,接受政府的低保資助;五個兒童就有一個來自貧困家庭,另一個來自低收入家庭,他們只能進入政府提供的公立學校接受基礎教育,無法參與任何課外補習,很少能夠進入名牌大學,也無法出洋留學,最後固守在社會底層。有錢人上私立學校和海內外名牌大學,最後又找到尚好的工作或繼承家庭的企業。
與香港相比,上海更具動能,貧富差異只是近20年的表像,遠未定型,似乎人人都覺得自己還有機會,中產階級與低收入階層並沒有明顯的界線,低收入者與貧困階層也在隨時發生更替,而大量的外來謀生者或半流動的人口作為墊底,常被排除在城市(統計)人口之外,但卻給城市發展帶來了動力,也帶來了壓力。高昂的房價迫使大批中產階級降低生活水準,除了交付房租或按揭費用外,還要為家庭的醫療和子女的教育籌備資金。他們沒有香港那樣的免費醫療制度。
香港的公共交通被認為是全球最便捷的城市交通服務系統,無論是地鐵,還是公共汽車,人們都習慣排列成一條長隊,先下後上,與上海爭先恐後上車搶座位的現象反差明顯。上海人在公交上有主動讓座給老弱幼者的習慣和壓力,香港則沒有,他們死板地遵守法律,只要法律沒要求他們讓座的,他們就不會主動讓,除非明確標明“需要者優先”的標記或由需要者私下提出請求。香港的公交上是不允許吃東西的,也不能高聲說話或使用手機,不能攜帶大件行李,而這些在上海都不是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