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命運經常用凡人無法看見的線索，將天南海北連接在一起。1929年，上海市議會從Stirling Fessenden（費信惇，美國人，曾長期擔任上海公共租界最高行政首腦。1920年入選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董事會，1923年 — 1929年任工部局總董。）的華府之行得到暗示。如果上海原住民想要聲索命運自決的權利，就應該提出專家草擬的具體方案。「上海問題」一時與「薩爾問題」和「但澤問題」齊名，加入歐美大學生練習辯論技巧的常規題庫。霍恩貝克教授歸納了十個要點，內容和形式都非常符合古今東西教輔書籍的要求。太平洋兩岸三國（美利堅合眾國、日本帝國和中華民國）的師生趨之若鶩，東吳大學的第一代國際法研究者多多少少都會有些印象。這些習題即使放在此時此刻，也完全值得推薦給廣大國際關係學應試愛好者。強世功和戴耀庭的學生，特別有必要回答這些問題。
一、從歷史角度考慮，上海租界 — 居留地的起源是什麼？歐裔原住民和華裔新移民的論據，各有什麼歷史依據？
二、中國反對維持現狀，理由是什麼？
三、上海維持現狀的理由是什麼？上海人為什麼不能接受中國的要求？
四、國際社會在過去三年內的態度有沒有變化？如果有變化，這些變化有什麼意義？
五、上海如果交給中國政府，華裔學生和歐裔學生各持什麼立場？
六、據此，什麼措施值得採取？
七、上海公共租界、北京使館區、鐵路沿線居留地的法律地位有何相同與不同，各自享有什麼特許權？
八、中國對這些特區的統治方式和方法是什麼？
九、中國有沒有吞併這些特區的圖謀？
十、上海在以上整體局勢當中，扮演了什麼角色？當前的法律地位和解決的方法是什麼？
吳經熊 （1899–1986，浙江鄞縣人，法學家，曾任上海公共租界臨時法院代理院長、市政法律顧問，提出過「在承認中國政府領土主權的前提下，委託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行使對越界馬路的管理權」等方案）的學生們如果願意等到年滿八十、無所顧忌的時候再來答題，交出的答卷大概會是下面這樣的：
一、從歷史角度考慮，上海是中世紀法人團體在遠東的分支。倫巴第同盟（12世紀形成於意大利北部的城市聯盟）在倫敦和巴黎的殖民地、哈德遜灣公司和馬薩諸塞公司在美洲的殖民地、荷蘭人在波斯和日本的特區、浩罕商團在喀什的特區（1835年，清廷承認浩罕汗國有權在喀什噶爾派駐一名政治代表（阿克沙哈勒），並在烏什土魯番、阿克蘇、英吉沙爾、葉爾羌與和闐派駐商務代辦（也稱阿克沙哈勒），他們受喀什噶爾代表的管轄。這些阿克沙哈勒有領事權力，對來到六城地區的外國人行使司法和治安權，而且有權對外國人運入六城地區的全部貨物徵收關稅），都是上海的同類。原住民認為自己是大清皇帝和英法美列強共同批准的合法業主，新移民甚至連雇工的資格都沒有。他們在上海生存的唯一法理依據，就是難民接收人道主義救援的權利。世界上大多數難民營都沒有自由遷移和私有財產的權利，工部局待他們已經格外寬厚了。華裔新移民當中的有產階級要求同等的選舉權，已經得到滿足。第一次世界大戰以後，華裔和日裔議員在工部局（市議會）所佔的比例不斷上升。國民政府通過將黑社會和幫會領袖納入黨部領導的方式，宣稱自己代表廣大人民的意志，要求取消上海自由港的特權，包括遠東最古老、最成功的議會制實驗。
二、國民政府要求以全世界所有華語居民和大清帝國曾經統治過的所有地區和居民為原材料，建構全新的國族神話。中國如果解釋為大清的繼承者，就有義務保護上海的條約特權。中國如果解釋為構建新共同體的革命運動，大清帝國、大英帝國、東亞現存所有國家和條約體系都是理所當然的革命對象。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需努力。
三、上海是東亞條約體系的試金石，正如但澤是歐洲條約體系的試金石。維持現狀，意味著自由貿易和經濟繁榮。上海所有居民無論族裔身份和階級地位如何，都是最大的受益者。不再維持現狀，意味著各方恢復戰爭和單邊行動的自由。在這種情況下，上海將是最大的輸家。
四、國際社會的共識正在迅速瓦解，大英帝國不肯繼續支付世界警察的成本。大蕭條開始後，威斯敏斯特越來越反對英帝國以外的各邦繼續搭便車。上海一向依靠皇家海軍和國際共識的保護，正在淪為亞細亞的孤兒。南京、東京和莫斯科的決策者受到鼓勵，一面提出了相互矛盾的聲索，一面加強了對上海的滲透。過去三年來（1927、1928、1929），上海警方越來越不敢制裁背景雄厚的恐怖分子。納稅最多的人口不斷流失，迫使市議會進入賦稅增加－納稅人逃亡的惡性循環。杜月笙這樣依靠革命勢力支持的黑社會大亨，公然以無產階級保護人和平行政府的姿態出現。自由港面臨歐裔資產階級和華裔無產階級兩大政權並立的局面，而且優勢的天平正在向後者一方移動。
五、國民政府推行以黨治國，學生會和工會納入黨部管理的速度比商會和專業團體快得多。他們參加反帝愛國運動，就能在革命政府當中贏得更好的前程。隨著資本逃亡和就業機會枯竭，革命飯的相對優越性更加突出。上海的歐裔學生有資格在歐洲和全世界就業，本埠頭對他們並沒有特殊的吸引力。
六、上海的統治階級可以效仿波蘭地主和愛沙尼亞資產階級政權，推行麥卡錫主義的政策。如果必要就放棄議會制的傳統，將政權交給自己的弗朗哥和畢蘇斯基。如果他們沒有這樣的力量和決心，就只能將自由港交給任何有能力和決心保護自由貿易的強國。除此之外的任何其他政策，都只能是急性或慢性、明智或不明智的投降。投降以後的上海必然恢復到松江府的正常狀態，淪為眾多編戶齊民當中一個或幾個賦稅特別重的郡縣，獻出自由貿易的殘餘財富，添補駐馬店和梁山泊造成的虧空。國民政府集中了列寧和朱元璋的政治智慧，不難讓李贄（1527–1602，回人，祖上是航海貿易世家）和倭仁（1804–1871，蒙古正紅旗人，理學家）忘記祖先在大草原和印度洋享受的財富。
七、公共租界是自由港資產階級自我治理的政權，有相對獨立的政治意志，包括自己的民兵和警察，需要條約各國的保護，但並不接收條約各國的治理。北京使館區是各國主權領土的延伸，其居民必須服從相應主權國的法律和意志。鐵路沿線特區是各國鐵路公司的財產，公司所在國負有維持鐵路沿線治安的特殊義務，在戰爭時期可以對鐵路實施軍事管制。鐵路沿線居民對鐵路公司的經營和護路軍隊的管制沒有發言權，更不用說管理權。
八、國民政府通過特務組織滲透和黑社會整合，依靠法律上屬於刑事犯罪的恐嚇手段，索取華裔居民的金錢和服從。如果後者願意以愛國捐獻和愛國運動的名義予以配合，就可以得到較多的面子和下級代理人的資格，通過發展下線彌補上線造成的損失。國民政府謹慎地避免直接傷害歐裔居民的人身，滿足於學生和社團的低烈度騷擾。這些騷擾能夠有效地迫使生活質量關注度最高的上層居民移民，又不致於構成外交上的把柄，緩慢而有效地改變上海的人口結構，為瓜熟蒂落的回歸打好基礎。國民政府對使館區採取消極政策，因為侵犯領土等於宣戰，而且使館區也沒有值得一提的產業和收益。國民政府對鐵路公司的政策類似上海，通過地下組織和社團的騷擾破壞，導致鐵路經營由盈利轉為虧損，希望不付代價地接管鐵路，但由於鐵路同時也在軍方的管制之下，單純的虧損不足以導致公司破產撤退，反而足以導致鴿派（讓步政策的主要動機不外乎分享經濟合作的紅利）失勢。滿盤皆輸的九一八事變，就是這種政策的自然結果。
九、只有國民黨才願意撕毀條約體系，這是國民革命正當性的核心。國民政府如果放棄吞併或回歸的企圖，就會將自己由革命者降格為犯罪分子。同樣的問題對北洋政府僅僅意味著能幹和無能的區別，對國民黨就意味著國父和罪犯的區別。北洋政府能夠退休，國民政府不能退休。
十、上海是條約體系的衛城，自由貿易的試金石。上海如果不復存在，維護條約體系的現實必要性就會損失一半以上。上海的法律地位非常明確，只有通過革命或戰爭手段才能動搖。如果法律方式能夠解決問題，上海問題一開始就不會存在。上海成為問題，本身就是「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需努力」的結果。革命的成功或失敗都能解決上海問題，但都不是法律力所能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