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由黨黨魁、行政會議成員、立法會議員張宇人，早前（7月23日）再度語出驚人，將食肆倒閉潮歸咎於「未有及早輸入外勞」，卻對壓垮零售銷售行業的高昂租金不聞不問。眾所周知，張宇人不時發表漠視勞工的荒謬言論，除了把最低工資壓低至20元，還聲稱「有標準工時可以死多啲病人」、擔心同性員工「扮Gay呃福利」、主張「侍產假一天都不應該有」、威脅辭任行會成員以反對「取消強積金對沖」等等。《香港01》分析張宇人25年議會生涯的85次質詢、16次議員議案、43次議員議案修正案的價值取向和底層邏輯，可見他從來都將特定行業的「商業利益」凌駕於社會整體的「公共利益」之上。當中央重塑「愛國者治港」、要求「香港要改革」，我們到底還要忍受多少個脫離民生、顛倒是非、抱殘守缺卻又穩坐管治核心的「張宇人」？
「我做過市政局、區議會、現在入立法會，對香港不同議會有足夠經驗，有更全面及透徹的了解。」——2000年10月，第二屆立法會選舉結束，作為飲食界中持有「工商管理碩士學位」的第一人，張宇人高票贏得該界議席，承諾服務全港市民。他出身餐飲世家，中學畢業後負笈美國，30出頭就回流接手全港最大酒樓「海洋皇宮」，及後再獲委任為香港基本法諮詢委員會委員、臨時市政局議員、東區區議員等公職。等了15年，註銷了加拿大護照，又遇上了「金融風暴」過後的經濟衰退和消費低迷時期，引入「美式現代化管理」模式的張宇人霎時成為拯救飲食業界的「救星」，成功晉身立法會，一做就是25年。
張宇人到底有何作為？相信大家都不太知曉，但肯定對他漠視勞工權益的傲慢姿態印象深刻。《香港01》記者統計發現，截至2025年7月30日，張宇人擔任立法會飲食界議員25年來合共提出85次質詢、16次議員議案、43次議員議案修正案，即年均只提出3.4次質詢、0.64次議員議案、1.72次議員議案修正案——絕對稱不上「勤政」。尤其過去四年，他的表現更是「直線下滑」，合共只提出5次質詢、2次議員議案（其中一次「檢視中小學小班教學成效」最後沒有成功動議）、3次議員議案修正案，即年均只有1.25次質詢、0.5次議員議案、0.75次議員議案修正案。再者，他所涉獵的議題範疇相當狹窄，絕大部分都只集於飲食業界和公共衛生，光是家禽和肉類供應就問了7次，關於食肆牌照事宜的則多達10次。更關鍵的是，從張宇人的價值取向可見，他逾8成質詢所主張的不外乎放寬食肆監管、轉嫁業界成本、獲取政府補貼；而他發起和修正的議員議案的底層邏輯，也都是將特定行業的商業利益凌駕於社會整體的公共利益之上。
25年穩坐議席不動如山，張宇人確實有非常豐富的議會經驗，但他對香港問題是否有全面透徹的了解？就見仁見智了。對張宇人來說，「勞方」和「資方」好像永遠處於「二元對立」的鬥爭關係，所以任何關於勞工的「保障」，都是對於資方的「侵害」，因此必須予以抵制——結果就是持續幫助資本財團剝削勞工階層尤其弱勢群體的合理權益。2004年10月13日，工聯會陳婉嫻動議辯論「訂立最低工資和最高工時」，張宇人斷言有關政策必然迫使僱主聘用更多兼職，又稱「不少員工放工後只顧消遣玩樂，沒有充分時間休息，導致上班沒精打采，當局應該規管員工回家睡覺」，結果引發不少爭議。2010年3月，《最低工資條例》通過之前，張宇人又以「時薪20元對業界殺傷力不大」為由壓價，再次引起社會譁然，並被揶揄為「廿蚊張」。10多年過去，張宇人的立場更加偏離事實，不時批評最低工資是「糖衣毒藥」和「政治工具」、只會「推高通脹、削弱競爭」，主張予以廢除。
這套論述的意圖非常明顯：將一項大多數發達經濟體都已採納、旨在保障勞工階層基本生活尊嚴的社會安全網，污名化為不負責任的政治操作。而這種思維模式正正貫穿於他對所有勞工政策的態度：2012年11月，工黨何秀蘭動議辯論「同志平權」，張宇人竟指一旦同志伴侶獲得等同異性夫婦的勞工權益，可能誘發同性員工「扮Gay呃福利」；2014年10月，立法會召開公聽會了解公眾對「男士三日有薪侍產假」的意見，張宇人又謂擔心員工偽造生育證明騙取產假，並且要求政府為此「找數」；2016年2月，立法會研究標準工時相關事宜小組委員會會議，張宇人聲稱「有標準工時可以死多啲病人，醫生個個唔使做」，又呼籲商界朋友一有標時就應遷往內地經營；2018年4月，政府提出取消強積金對沖方案，張宇人表明反對，甚至威脅辭任行政會議成員；2018年8月，政府建議將男士侍產假增至五天，張宇人又放言「侍產假一日都唔應該有」，因為自己年輕時候都沒有。
然而，現代經濟學早已證明：改善勞工待遇能夠提升生產力、降低流失率、刺激內部消費，最終惠及整體經濟。但當世界各地的勞工保障都在不斷進步，張宇人的視野和觀念卻停滯不前，每每論及飲食行業困境，總是歸咎於僱員酬勞太高導致人手短缺服務不周云云，卻從不反思業內工作條件苛刻、時間過長、保障不足等缺失，更不敢直面租金過高才是拖累行業發展的癥結。可以說，張宇人不僅「親商界」，更加「反共融」；而他那種涼薄、卸責的姿態，更從勞工議題延伸至其他各項有利社會民生的範疇。
以擾攘多年的「垃圾徵費」為例，張宇人聲稱個人非常支持環保，卻是有關政策的「最大反對派」，旨在為每天製造大量廚餘廢物的飲食業界爭取豁免，幾乎漠視其作為立法會議員理應優先考慮的公共責任和環保倫理；而當記者問及倘若推倒徵費那該如何推進垃圾治理時，他竟以「我不是政府，我建議他就會做嗎」推託了事——不但沒有提出具建設性的建議，反倒展現一種自曝其短的「雙重標準」。在關乎全民健康的「禁煙」議題上，作為「資深煙民」的張宇人同樣不遺餘力地反對，並且把禁電子煙上綱上線到「典型的多數票極權，剝削掉少數票人的權利」的高度，甚至以禁糖、禁宗教等「滑坡謬誤」來進行狡辯——不但未能實事求是地議政論政，反而把個人喜好和商業利益置於公共衛生之上。
顯而易見，張宇人從政的核心價值，並非出於對「香港實現良政善治」的追求，而是基於對「自身和業界利益」的維護。他一方面嚴厲批評政府在某些領域「無能」、「低效」、「故步自封」；但另一方面，只要政府試圖推行「有為」的改革而觸及行業利益時，他又會成為「改革」的最堅定阻力和最固化藩籬——難怪當局寸步難行，真可謂「神也是他，鬼也是他」。當政府政策有利飲食業界時，如推廣「美食天堂」，他便樂見其成；但當政策要求行業承擔社會責任時，如為廢物處理「用者自付」，他便全力反對。這種「彈出彈入」的行徑，清楚地勾勒出他的真實面貌——不是服務市民的立法者，而是商界業界的代理人；不是以「大我」為重，而是顧「小我」利益。
毋庸諱言，張宇人之所以能夠數十年如一日地在議會當中大行荒謬，根源之一在於孕育他的政治土壤——功能界別制度。這是源自港英殖民時期的政治遺物和過渡安排，用以確保經濟翹楚和專業精英的參政議政，也有助體現香港政治中的均衡參與原則、兼顧不同階層利益；然而，往屆特區政府處於「行政弱勢」，一度任由工商精英喧賓奪主，對於功能界別的各種內在缺陷，包括劃分標準模糊、選民基礎狹窄、缺乏有效競爭、長期壟斷議席、無視整體利益等等問題更是束手無策。而張宇人所在的飲食界，就是典型的反面教材。
截至2024年12月31日，全港共有4.4萬個有效的食物業牌照；然而，根據2025年6月24日更新的選民登記數字，飲食界只有131個團體選民——他們將決定新一屆立法會飲食界議員的人選，並影響立法會40名選委界議員的誕生。相較於20名地區直選議員背後需要承載數以萬計選民的授權，飲食界這131個選民的含金量極重——然而，他們不是在廚房揮汗如雨的廚師，不是在樓面奔波勞碌的侍應，更不是遍佈全港的25萬名餐飲業從業員，而是有權在「香港餐務管理協會有限公司」和「現代管理（飲食）專業協會有限公司」或「香港飲食業聯合總會有限公司」的董事會進行表決的牌照持有人——更諷刺的是，張宇人既是「香港餐務管理協會」的榮譽顧問，又是「現代管理（飲食）專業協會」的創會會長，更是「香港飲食業聯合總會」的會長——這也難怪，立法會飲食界議席，捨他其誰？
問題是——2019年修例風波過後，中央親手重塑「愛國者治港」的關鍵目的，就是為了更好地調和社會整體利益，促使香港真正邁向「由治及興」，好讓普羅大眾共享更多繁榮成果——也就是說，功能界別的存在意義，理應超越過去那種單純維護業界利益的維度，而應在以香港整體利益為重的前提下提供業界視角和專業力量，並在發揮業界貢獻和專業作用的背景下推動香港的包容性增長和持續性發展。正如中央港澳辦主任夏寶龍的公開呼籲所說，工商界應該「將個人的小我融入到香港的大我、祖國的大我之中」，「努力尋找新的突破口和增長點」，「切實履行社會責任」、「一道排解民生憂難」，「勇敢擔起推動香港繁榮發展的時代責任」，做到「富而有責、富而有義、富而有愛」。
只是，從張宇人不罵租金大山卻怪勞工小草的言行來看，恐怕不少像他一樣的傳統精英仍然未能適應特區治理的改革要求——仍然將「自由放任市場」與「單一經濟結構」視為維持香港長期繁榮穩定的唯一路徑，仍然將「貧富懸殊」和「階層固化」誤讀為經濟發展的必然代價，仍然將壟斷化的「資本優先」和無為化的「政府管理」奉為實行資本主義制度的神聖教條。我們不禁要問：在年底舉行的立法會換屆選舉當中，香港人到底還要忍受多少個脫離民生、顛倒是非、抱殘守缺卻穩坐管治核心的「張宇人」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