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行政長官李家超承諾解決的士與網約車服務之間長達十年的沖突，對通勤者來說是個好消息。然而，這也突顯了一個更廣泛的問題：這城市在牌照結構方面遇到的挑戰。盡管在修訂部分制度方面已有所行動——例如運輸及物流局局長陳美寶周三宣布減少的士司機考試中的地點和路線問題——但牌照制度的核心問題仍未解決。
從的士牌照到小販攤檔和養老院，政府限制性的牌照政策暴露出一種家長式作風，與其宣稱支持的自由市場原則相矛盾。
通過繁瑣的牌照要求限制供應，政府破壞了它聲稱要培育的市場。以香港標志性的墟市為例，比如旺角的女人街和油麻地的廟街。這些受歡迎的旅遊目的地自1972年以來沒有發放過新的小販牌照。立法會秘書處的一份報告強調，嚴格的轉讓條件和牌照持有者的老齡化可能導致一些小販活動的減少。
與此同時，的士牌照的發放已停滯十多年。當同一實體負責監管和牌照發放時，增加供應的動力很小，因為更多的牌照只會增加其工作量。
最初是為了減輕安全風險和其他負面影響而采取的合理努力，已經演變為官僚惰性。即使潛在申請人滿足所有要求，發放新牌照的動力也很小。這種心態導致了一種“寧可穩妥以免後悔”的做法：如果維持現狀不會立即產生後果，為什麽要解除幾十年的凍結？公務員在考慮發放半個世紀以來的第一個新小販牌照時，可能會害怕公眾監督和內部批評的影響，這與粵語諺語“不做不錯”一致。
這種僵化也扼殺了創新。傳統的士與Uber式平台之間曠日持久的沖突是一個典型例子。只要司機和顧客可以自由交易，網約車的動態定價和卓越的響應能力就能以更低的成本提供更好的服務。然而，圍繞狹義定義的“的士”或“私人租賃”分類建立的牌照制度難以適應這些顛覆性創新。
此外，根深蒂固的牌照持有者可以行使不成比例的權力，阻止必要的變革。的士牌照所有者和司機可以組織罷工封鎖道路，而養老院經營者即使面對反覆的虐待指控也經常逃避審查。相比之下，個體小販——其中許多是老年人，勉強維持生計——缺乏挑戰任意執法的力量。這造成了一個系統，其中有權力的人很少與倡導正義的人保持一致。
當前牌照制度的支持者認為，它確保了可追溯性、問責制和收入。當出現噪音投訴或更糟的情況時，固定攤位小販牌照有助於檢查人員鎖定罪魁禍首。監管機構可以調整懲罰：從警告和罰款到徹底撤銷和取消未來投標資格。對他們來說，這種前期篩選和後續執行的結合代表了通向秩序和問責制的途徑。
上述分析得出了三個關鍵見解。首先，當監管機構優先考慮自身便利或收入時，公共利益必然會受到影響。其次，忽視市場信號的家長式作風本質上會扼殺創新，使行業陷入停滯的循環。最後，網絡理論表明，當受監管的網絡在次優政策下擴張時，其自由度會減少，助長不健康的依賴，並使有意義的改革變得越來越具有挑戰性。這些見解突顯了香港的牌照困境不僅阻礙效率，還加劇權力失衡並阻礙適應性。
從控制到協作
然而，完全放棄監管讓市場力量自行其是不是解決辦法。香港真正需要的是一個共同進化的框架——一個擁抱實驗並允許監管者通過實踐學習的框架，而不是追求立即的完美。
注冊模式以其靈活性和輕觸性體現了這一願景。企業和個人無需在進入前滿足嚴格的清單要求，而是可以注冊、開始運營並適應，同時監管機構和行業利益相關者合作逐步完善規則。這種方法尊重市場的自我糾正性質，促進競爭並培養創新。經合組織的研究表明，這種注冊系統對於創建負責任、透明和可預測的監管環境至關重要。
中國在人工智能、網約車和互聯網等領域成功實施了注冊模式。歐盟的《人工智能法案》是這種方法的另一個典型例子。通過采用靈活的注冊框架，香港可以重振經濟，更好地滿足市民需求，同時培育更具活力和響應能力的市場。隨著更多新進入者，執法成本可能會上升，但這不應成為不作為的理由，除非成本變得過於沈重，而這在我們陷入困境的經濟中不太可能。
我們的牌照制度長期阻礙了香港的企業家精神。這座城市最大的競爭優勢是其願意嘗試新事物，讓私人主動性在可預測的法治下蓬勃發展。如果我們現在不改革，冒險的文化可能會轉變為規避風險的文化，可能導致類似“雷曼時刻”的情況——就像2008年那樣，監管調整來得太晚，無法阻止全面金融危機。現在是時候信任市場了——以更輕的監管觸覺、更積極的行業對話和通過實踐學習的意願。只有這樣，香港才能重拾活力，成為創新和機遇的全球中心。
余澤偉（David Yu Chak-wai）是香港科技大學公共政策碩士學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