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寶龍訪港2025｜張宇人廣東話座談引猜想：不知？不能？不為？

6.16HK 2025-06-21 07:32:43

中央港澳辦主任夏寶龍第三次來港考察，被「考」起廣東話。據了解，夏寶龍日前（6月19日）與本地政團社團代表座談時，自由黨黨魁張宇人全程以廣東話發言；言畢後特首李家超幫他打圓場，用普通話表示對方會前已經提交發言稿，「感謝夏主任包容」，惟夏寶龍未予回應。會後，有與會者私下耳語，難以理解張宇人之舉；不少人都好奇：他是不知道應該講普通話，還是不願意講普通話，抑或不懂得講普通話？

夏寶龍本身就是中共中央港澳工作領導小組常務副組長，每次都是代表中央巡視香港，期間也總會與社會各界積極座談，既向香港發出指示，也為中央搜集意見。周四早上，夏寶龍在特首李家超和民政及青年事務局局長麥美娟陪同下，於政府總部與20名本地政團社團代表座談。據了解，座談由李家超主持，並以普通話進行，每名代表均有5分鐘時間發表意見。然而，當輪到身兼行政會議成員和立法會議員的自由黨黨魁張宇人發言時，他開首就以廣東話表示「請容許我以廣東話發言」，瞬即引發部分與會人士交頭接耳，有人更是目瞪口呆。直到張宇人全程以廣東話發言完畢後，李家超馬上用普通話幫他打圓場，表示對方已於會前提交發言稿，「感謝夏主任包容」；不過，夏寶龍沒有給予回應。

中央對待香港向來客客氣氣，所以夏寶龍淡定以對也不足為奇。只是，不少與會者都難以理解張宇人之舉，大家紛紛好奇：他是不拘禮節所以不知道應該講普通話，還是基於某種政治姿態而不願意講普通話，抑或不懂得講普通話所以不想「獻醜」？

他不知道嗎？「語言」是溝通的橋樑，既反映表達者的想法，更影響接收者的理解；而在政治場合，「語言」更是倫理和態度的載體，舉足輕重。從普通常識而論，儘管廣東話才是多數市民的「母語」和最常使用的「口語」，但絕大多數內地同胞根本聽不懂廣東話，而由於普通話才是我國的「國家通用語言」，具備「兩文三語」優勢的香港人一般都會使用普通話與內地人交流。從政治規矩來看，香港作為國家的特別行政區，治港群體與京官溝通時，更加需要儘量使用較能讓對方聽得入耳和明白的語言——即普通話，以示尊重和誠意，即時傳遞互動與溫度，也就更能起到說服作用。張宇人作為自1985年就獲委任成為香港基本法諮詢委員會委員的資深政治人物，不可能不諳此道吧？

他不願意嗎？不難想像，假如張宇人是與英語國家的駐港總領事會面，相信他會使用英文而非廣東話，畢竟他就任立法會功能組別（飲食界）議員時，也是選擇以英文宣誓——而眾所周知，在如此嚴肅場合的語言選擇，更是一種形象的塑造和姿態的宣示。例如2016年，有至少七名當選議員使用英文讀出誓詞，包括建制派的張宇人和石禮謙，以及非建制派的毛孟靜、郭榮鏗、梁繼昌、梁頌恆和游蕙貞。也許是因為他們的英文比中文流利，也許是因為他們認為這樣更能凸顯他們的精英和專業，也許是因為他們妄想藉此表達自己代表「一國兩制」中的香港一制......張宇人作為建制頭面人物，不可能像後者般傲慢吧？

他不懂講嗎？從一方面看，張宇人中學就讀傳統英文名校拔萃男書院，畢業後負笈美國留學10多年後回流香港，有理由相信他相當精通英文；從另一方面看，張宇人成長於港英政府刻意把香港精英階層塑造成為「小英國人」的殖民時期，只有少數「愛國學校」自行開設普通話選修課程，所以市民普遍對學習普通話存在文化隔閡，甚至認為「講普通話=土氣」。可以推測，張宇人也許是因為普通話水平相當普通，不便在夏主任面前「獻醜」，只好以廣東話發言。不過，香港已經回歸將近28年，自1998年起也將普通話課程納入教育體系，張宇人作為經常與中央治港體系打交道的香港政客代表，不可能多年來都不思進取、不去好好惡補一下普通話，而是堅持以廣東話走走過場、再透過文書進行補充吧？

這固然是一件小事，但也可能是傳統政商精英已經無法適應特區治理要求的冰山一角。經歷2019年修例風波和三年新冠疫情的折磨，中共總書記習近平明確要求香港「積極穩妥推進改革」、「破除利益固化藩籬」、「破解經濟社會發展中的深層次矛盾和問題」；去年七月起，夏寶龍再次敦促香港必須「銳意改革」、「識變、應變、求變」。很多人都問，香港應該怎麼變？其中一種亟待改變的，就是利益固化群體的特權思維和改革惰性吧。

因為，縱貫歷史，不同陣營的治港精英，不論建制還是泛民，同樣深陷意識形態迷障。第一，發展觀的固化——基於對資本主義制度下現代化成就的觀察，形成對西方自由主義體系的文化優越性認知，將「自由放任市場」與「單一經濟結構」視為維持香港長期繁榮穩定的唯一教條式路徑。第二，分配正義的缺位——受惠於「資本壟斷」與「市場失靈」的體制缺陷，囿於物質利己邏輯，對貧富差距的結構性根源缺乏體察，將階層固化誤讀為經濟發展的必然代價。第三，制度認知的二元對立——僵化認定西方資本主義等同於民主自由、社會主義等同於專制威權，將形式化的「選舉政治」和壟斷化的「資本優先」奉為圭臬，忽視有為政府理應通過產業政策與分配機制引導社會轉型的治理效能。

可惜那些精英堅持以不變應萬變，一再錯失改革時機。隨着自由市場機制失調、經濟增長動能衰減、財富分配結構性失衡、社會向上流動停滯，以及生活品質持續下行，社會集體焦慮與不滿情緒日益凸顯；與此同時，內地經濟高速發展與陸港融合進程加快，市民心理愈發失衡，激進勢力趁機煽動民粹，將「特區治理困境」片面歸因於「內地資源爭奪」，並將「西方民主模式」包裝成「重振香港輝煌」的靈丹妙藥，進而引導公眾將「深層結構矛盾」錯誤歸責於中央「未能兌現普選承諾」，試圖重構公眾對「一國兩制」的認知框架，再藉一次次政治風波引爆一場場社會運動，令香港折騰不已，迫使中央積極治港。

幸而，回顧當下，一些「膽自大」、「擺姿態」的政治過客們已然退場，接下來就是考驗治港群體能否「刃向內」、「真改革」的時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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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6HK 2025-06-21 07:35:34

令人諗起 : 無知？無能？無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