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修例 6 周年，至今約 3,000 人被起訴。對部分人而言，審訊結束不等於案件告終。據律政司數字及《法庭線》翻查，律政司至少就當中 30 宗案提出刑罰覆核，涉及 44 名被告，當中 14 人案發時未成年。
律政司成功覆核當中 32 人的刑罰，他們逾半被改判監或者加監，另有 30 % 由感化令等改為判入勞教中心等拘禁式刑罰。有未成年被告由兒童保護令，改判社會服務令及感化令，並改為留有案底。
上訴庭大多認同律政司的覆核理據，指原審判刑時要考慮案發社會背景、若控罪和案情嚴重，更生的考慮相對公眾利益變得微不足道。就非法集結案，上訴庭亦釐清「黃之鋒案」判例，指該案從未裁定，沒有實質暴力行為就不應處以較具懲罰和阻嚇性的刑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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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修例六年 至少44人被律政司刑罰覆核 案發時未成年14人多改判拘留式刑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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據法例，律政司若不服裁判法院就刑事案件的判罰，可向裁判官提出覆核（magistrate’s review），在裁判官席前處理；或者向上訴庭提出刑罰覆核（review of sentence）。就區域法院或原訟法庭的刑罰，律政司亦可提出刑罰覆核（法律 101 文章）。
律政司回覆指，由 2019 年 6 月至今就反修例引發的示威及暴力罪行案件，有 26 宗向上級法院提出覆核刑罰的申請，而向裁判法院提出的覆核申請則沒備存數字。
《法庭線》翻查判案書及報道，找到該 26 宗在上訴庭處理的律政司刑罰覆核，亦找到至少 4 宗由律政司提出的裁判官覆核案件。這 30 宗案件，共涉 44 名被告，當中 14 人案發時未成年，佔 32%。
他們涉及的控罪包括暴動、非法集結、襲警、縱火、刑事損壞、管有攻擊性武器、侮辱國旗等。
該 44 名被告之中，32 人被律政司覆核成功，法庭改判較重的刑罰，例如加監（9 人）、改判監（8 人）及改判入勞教中心等拘禁式刑罰（11 人），有 4 人被改判社會服務令及感化令。
餘下 12 人，雖然律政司覆核失敗，不過大多數是上訴庭認同其理據，惟考慮被告快將完成原審的判罰，故駁回申請。有一宗屬於裁判官覆核，官指案情輕微，維持自己原判。
被律政司覆核刑罰的 14 名未成年被告，最年輕者為 14 歲，涉及的控罪以刑事損壞為主（見下表）。
律政司對他們的覆核全數得直，當中 10 人改判入俗稱「3C」的拘留式刑罰（或稱禁閉式刑罰，法律 101 文章），即勞教中心、教導所和更生中心。其餘 4 人，有 2 人由感化令改判社會服務令；有 2 人則由兒童保護令（可由社署監護或由父母擔保作出適當監護），分別改判社服令及感化令，並改留有案底。
判詞提及一名案發時 15 歲被告，在判刑受覆核期間出現𠝹腕行為，需轉介精神科跟進。
首宗上訴庭處理的未成年被告刑罰覆核案，為「SWS 案」，被告案發時 15 歲，被控在元朗干犯縱火等兩罪。原審裁判官水佳麗指，縱火罪一般以判囚 5 年為量刑起點，惟考慮被告品格不壞、年紀輕但願服務香港、認罪、案發時人流稀少、已還押 4 個多月等，判處感化令。
律政司覆核時指，縱火罪最重可囚終身，原審判罰屬原則上錯誤、明顯過輕，又指即使《少年犯條例》列明如可用其他方法則不得判監，但若控罪嚴重，年紀相較公眾利益顯得微不足道。
上訴庭認同律政司的主張，指法庭對年輕犯人，尤其少年犯的判刑著重更生，但若基於公眾利益，針對犯嚴重罪案者，「其年輕或個人背景的比重將會極其有限，甚至是微不足道」，最後基於案情嚴重，改判被告入勞教中心。
判詞提及，過分輕判對被告沒好處，如律政司提出覆核，被告難免焦慮，甚或打亂其更生計劃，又指拘留式刑罰不等於不以更生為主導。
上訴庭此後處理的 7 宗案皆援引「SWS 案」，大多改判拘留式刑罰。
就兩名被原審頒下兒童保護令、不留案底的未成年被告，律政司覆核時提出改判監禁。
上訴庭指，留案底屬於懲罰，能鼓勵不再犯案、對他人起阻嚇效用，一般只會在被告面對輕微控罪等情況才會採納。但該案是由裁判官自行提出，而且兩被告的案情是不時站在示威者前方，用雨傘遮擋示威者、對後方示威者做手勢，屬於嚴重，認為原審判罰錯誤。
上訴庭最終分別改判兩被告感化令及社會服務令。
受覆核被告中，有 4 人在原審提及有自閉症、對立性反抗症、過度活躍症、亞氏保加症等，因受影響而犯案。但上訴庭拒納，改判他們入「3C」及社服令。
在「CWC 案」中，原審接納被告受對立性反抗症等影響，因據專家報告，他容易在衝動下作決定。上訴庭認為，觀乎同一報告，其犯案「看來是受到朋輩影響而作出錯誤的判斷」。
在另一案，被告案發時已成年，他自幼有過度活躍症、亞氏保加症等，影響學業及社交、情緒控制能力。上訴庭指，他很早已由服藥改為輔導治療，「卻能在官司纏身下保持整體情緒穩定、精力充沛和能夠完成公開考試及在餐廳做兼職侍應」，認為未顯示其病情屬嚴重。
整體而言，律政司提出刑罰覆核時，最常質疑案情嚴重但判刑明顯過輕，也會提出個別控罪，例如襲警、縱火，按照案例多判囚或拘禁式刑罰；亦有批評原審沒考慮反修例背景，以及夥同或鼓動他人犯案的罪責。
上訴庭大多認同律政司的主張，例如指原審沒考慮涉反修例運動、721 事件、大三罷等背景；據控罪性質或案情嚴重，要判處監禁或拘禁，亦要考慮夥同罪責、鼓動他人效果等。
例如在其中一案，上訴庭提及案發當天是「大三罷」，「答辯人應有心理準備，外面的情況會較亂」；在另一案指案發於回歸紀念日，「反對《逃犯條例》修訂草案的浪潮正如火如荼，任何與此目的有關的非法集結均有極高的風險」。
上訴庭亦釐清下級法院援引終審法院「黃之鋒案」判例（雙學三子公民廣場案），指可根據非法集結的暴力程度，調節法庭考慮阻嚇等因素的比重，上訴庭指「有見香港現時的情況，包括動盪和大型的公眾示威增加，在處理牽涉暴力的大型非法集會時須強調阻嚇和懲罰，是恰當的」。
上訴庭又說，就非法集結案，要考慮參與者的共同作為，而不僅是個人，「『黃之鋒案』從未裁定，沒有實質暴力行為，就不應處以較具懲罰和阻嚇性的刑罰…總括而言，要把『黃之鋒案』的判決，說成是只適用於涉及暴力的非法集結，是完全沒有根據的」。
律政司回覆指，由 2019 年 6 月至今就反修例引發的示威及暴力罪行案件，有 26 宗向上級法院提出覆核刑罰的申請，而向裁判法院提出的覆核申請則沒備存數字。
《法庭線》翻查判案書及報道，找到該 26 宗在上訴庭處理的律政司刑罰覆核，亦找到至少 4 宗由律政司提出的裁判官覆核案件。這 30 宗案件，共涉 44 名被告，當中 14 人案發時未成年，佔 32%。
他們涉及的控罪包括暴動、非法集結、襲警、縱火、刑事損壞、管有攻擊性武器、侮辱國旗等。
該 44 名被告之中，32 人被律政司覆核成功，法庭改判較重的刑罰，例如加監（9 人）、改判監（8 人）及改判入勞教中心等拘禁式刑罰（11 人），有 4 人被改判社會服務令及感化令。
餘下 12 人，雖然律政司覆核失敗，不過大多數是上訴庭認同其理據，惟考慮被告快將完成原審的判罰，故駁回申請。有一宗屬於裁判官覆核，官指案情輕微，維持自己原判。
被律政司覆核刑罰的 14 名未成年被告，最年輕者為 14 歲，涉及的控罪以刑事損壞為主（見下表）。
律政司對他們的覆核全數得直，當中 10 人改判入俗稱「3C」的拘留式刑罰（或稱禁閉式刑罰，法律 101 文章），即勞教中心、教導所和更生中心。其餘 4 人，有 2 人由感化令改判社會服務令；有 2 人則由兒童保護令（可由社署監護或由父母擔保作出適當監護），分別改判社服令及感化令，並改留有案底。
判詞提及一名案發時 15 歲被告，在判刑受覆核期間出現𠝹腕行為，需轉介精神科跟進。
首宗上訴庭處理的未成年被告刑罰覆核案，為「SWS 案」，被告案發時 15 歲，被控在元朗干犯縱火等兩罪。原審裁判官水佳麗指，縱火罪一般以判囚 5 年為量刑起點，惟考慮被告品格不壞、年紀輕但願服務香港、認罪、案發時人流稀少、已還押 4 個多月等，判處感化令。
律政司覆核時指，縱火罪最重可囚終身，原審判罰屬原則上錯誤、明顯過輕，又指即使《少年犯條例》列明如可用其他方法則不得判監，但若控罪嚴重，年紀相較公眾利益顯得微不足道。
上訴庭認同律政司的主張，指法庭對年輕犯人，尤其少年犯的判刑著重更生，但若基於公眾利益，針對犯嚴重罪案者，「其年輕或個人背景的比重將會極其有限，甚至是微不足道」，最後基於案情嚴重，改判被告入勞教中心。
判詞提及，過分輕判對被告沒好處，如律政司提出覆核，被告難免焦慮，甚或打亂其更生計劃，又指拘留式刑罰不等於不以更生為主導。
上訴庭此後處理的 7 宗案皆援引「SWS 案」，大多改判拘留式刑罰。
就兩名被原審頒下兒童保護令、不留案底的未成年被告，律政司覆核時提出改判監禁。
上訴庭指，留案底屬於懲罰，能鼓勵不再犯案、對他人起阻嚇效用，一般只會在被告面對輕微控罪等情況才會採納。但該案是由裁判官自行提出，而且兩被告的案情是不時站在示威者前方，用雨傘遮擋示威者、對後方示威者做手勢，屬於嚴重，認為原審判罰錯誤。
上訴庭最終分別改判兩被告感化令及社會服務令。
受覆核被告中，有 4 人在原審提及有自閉症、對立性反抗症、過度活躍症、亞氏保加症等，因受影響而犯案。但上訴庭拒納，改判他們入「3C」及社服令。
在「CWC 案」中，原審接納被告受對立性反抗症等影響，因據專家報告，他容易在衝動下作決定。上訴庭認為，觀乎同一報告，其犯案「看來是受到朋輩影響而作出錯誤的判斷」。
在另一案，被告案發時已成年，他自幼有過度活躍症、亞氏保加症等，影響學業及社交、情緒控制能力。上訴庭指，他很早已由服藥改為輔導治療，「卻能在官司纏身下保持整體情緒穩定、精力充沛和能夠完成公開考試及在餐廳做兼職侍應」，認為未顯示其病情屬嚴重。
整體而言，律政司提出刑罰覆核時，最常質疑案情嚴重但判刑明顯過輕，也會提出個別控罪，例如襲警、縱火，按照案例多判囚或拘禁式刑罰；亦有批評原審沒考慮反修例背景，以及夥同或鼓動他人犯案的罪責。
上訴庭大多認同律政司的主張，例如指原審沒考慮涉反修例運動、721 事件、大三罷等背景；據控罪性質或案情嚴重，要判處監禁或拘禁，亦要考慮夥同罪責、鼓動他人效果等。
例如在其中一案，上訴庭提及案發當天是「大三罷」，「答辯人應有心理準備，外面的情況會較亂」；在另一案指案發於回歸紀念日，「反對《逃犯條例》修訂草案的浪潮正如火如荼，任何與此目的有關的非法集結均有極高的風險」。
上訴庭亦釐清下級法院援引終審法院「黃之鋒案」判例（雙學三子公民廣場案），指可根據非法集結的暴力程度，調節法庭考慮阻嚇等因素的比重，上訴庭指「有見香港現時的情況，包括動盪和大型的公眾示威增加，在處理牽涉暴力的大型非法集會時須強調阻嚇和懲罰，是恰當的」。
上訴庭又說，就非法集結案，要考慮參與者的共同作為，而不僅是個人，「『黃之鋒案』從未裁定，沒有實質暴力行為，就不應處以較具懲罰和阻嚇性的刑罰…總括而言，要把『黃之鋒案』的判決，說成是只適用於涉及暴力的非法集結，是完全沒有根據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