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法制度旨在確保每名被告都能得到公平審訊，但原判錯誤致無辜市民被錯誤監禁的情況亦可能發生。現時政府設有法定和行政機制，向被錯誤定罪或起訴而羈押一段時間的人發放補償金，行政機制由律政司法律政策專員審批。根據政府資料，過去 16 年，曾有 90 宗申請，當中 70 宗被拒，只曾在 2011 年，有 1 宗獲批，其餘仍在處理或申請人撤回。
申請和成功的數量偏低，法律評論員黃啟暘解釋，源於機制申請門檻較高、較少人知悉，政府也有很大酌情權作決定，如最終不批出，亦難循司法覆核挑戰。過往立法會曾就補償機制作討論，有時任議員質疑計劃宣傳不足、過於嚴苛、亦可能涉利益衝突，要求當局另設獨立機制處理，但律政司認為沒有充分理由更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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冤獄賠償｜16 年來 唯一獲批賠償個案 被錯誤還押小欖 14 天 獲發 19 萬補償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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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現時有兩個途徑可讓被錯誤監禁的人索償，包括據《香港人權法案》第十一條第五款設立的法定機制，以及由律政司負責的「行政機制」。根據《香港人權法案》第十一（五）條，如果經終局判決（final decision）判定犯罪，其後因提出或發現新證據，證明原判錯誤而撤銷原判或免刑，除非證據未能及時披露是由被告負責，否則他應依法受損害賠償。如申索人未能與政府達成和解，便須像其他民事申索一樣，交由法院裁決。
至於行政機制，則容許政府在沒有法律責任作賠償的若干特殊情況下，酌情發放特惠補償金。根據行政指引，有三種相關情況，第一，如某人就某項刑事罪行被定罪拘押，其後因被證實無辜而獲無條件赦免，或在特首把案件轉交上訴法庭後、或經逾時提出的上訴，而獲撤銷定罪，便可獲發補償金。第二，若某人因警方或其他公共機構的嚴重失職，及法官或裁判官的錯誤，而被錯誤定罪及羈押，例如因控方或警方給予法庭不正確資料而遭拒絕保釋、或警方隱瞞有助寬免其罪責的關鍵性證供，同樣可獲發補償金。
第三，除了上述兩個情況，在「特別值得補償」的案件，即使有關損失並非由公共機構的錯誤作為或不作為所引致，申索人也可獲發補償金。
不過，並非所有錯誤定罪情況也可獲補償。行政指引和申索須知訂明，任何人被錯誤定罪或起訴，一般情況下無權要求補償，例如純粹因控方未能毫無合理疑點下證明控罪，或基於技術性問題而撤銷原判，便不會給予補償。
行政指引又列明，若對申索人「是否無辜有嚴重質疑」，可拒絕發放補償金，因若用公帑向可能有罪、但基於如純粹技術問題而獲撤罪的人作補償，會令人反感。此外，即使在可以給予補償的情況下，如申索人須對本身的不幸情況全部或局部負責，例如他蓄意隱瞞本可證明自己無辜的證據，亦可拒絕給予補償或減少補償金額。
兩個補償計劃的申請均由律政司負責處理，申請人須以書面向律政司提出，律政司會審核是否符合法定條文或特惠補償金安排所訂情況。循「法定機制」申索的人，如未能與政府達成和解，便須像其他民事申索一樣，交由法院裁決；至於「行政機制」，則由法律政策專員在律政司政府律師輔助下處理，考慮行政指引、法院在案件上訴或覆核過程中發表的司法觀點，及每宗個案的所有相關情況後，單獨負責作出最後決定。計劃未有既定機制上訴，如申索人不同意律政司決定，可向高等法院提司法覆核。
補償金計及金錢損失如入息損失、家人的損失和開支、法律開支等，以及非金錢損失，包括失去自由和對品格或聲譽造成的損害。政府通常不會公布個別補償的詳情。
兩個補償計劃，歷年有多少人申請？又有多少人成功？綜合律政司回覆，由 2009 年至 2024 年 16 年間，政府在兩個補償計劃下，共接獲 90 宗申請，其中 70 宗被拒，僅 1 宗在行政安排下獲批，獲發共 19 萬元特惠補償金。另外有 1 宗由申請人自行撤回，18 宗仍在處理，包括 4 宗因無法聯絡申請人而暫緩處理。
申請數字及成功率偏低，背後原因為何？翻查資料，立法會曾於 2003 年及 2014 年兩度討論法律賠償機制。2003 年會議上，政府提及至今只收過一宗 2001 年提出的錯誤入獄索償申請，有議員關注計劃宣傳不足，應加強宣傳。
政府當時回應，錯誤監禁或嚴重誤審的情況極少，其他案件獲洗脫罪名的人向政府索償亦甚罕見，尤其因技術原因而撤罪的案件與誤審無關；但政府表示會將計劃資料載於律政司網頁，及向大律師公會、律師會和法律學院提供。
律師會亦曾建議，特惠補償額應由獨立評審專員評定。政府當時回覆指，對公共主管當局應負上部分責任、或案件牽涉廣泛或案情複雜的宜獨立評定，但其他案件由富於處理這些事務經驗的律政司人員作評估已足夠，而且更快更廉。
政府其後補充指，自 1987 年至 2003 年，涉錯誤定罪或監禁而須支付特惠補償金的個案有 3 宗，賠償近共 60 萬元，涉 1987 年、1989 年、及 1994 年的個案，當中有的士司機因同事作假證供，被裁不小心駕駛等罪成及停牌兩年，獲賠逾 50 萬。另有兩宗庭外和解，其中涉 111 名越南人稱被錯誤羈留 18 個月，於 1992 年獲賠 902 萬；另有人指遭警員非法逮捕、拘禁及襲擊的民事訴訟，於 1996 年獲賠 75 萬元。
2014 年，再有議員就特惠補償機制提出討論，政府當時回覆，過去五年只有 9 宗特惠補償金申請。議員和律師會再關注計劃欠宣傳、指引欠清晰及過於嚴苛，及由律政司評核有利益衝突問題，望當局設立獨立組織、甚至全以法定機制處理申請。
政府認為沒有充分理由更改安排，並解釋計劃屬特惠及行政性質、為處理非常特殊的情況而設，申索人獲撤罪可因技術性理由、不一定代表他無辜，鑒於補償是由公帑支付，政府必須慎用公帑。政府又重申，律政司內部有明確分工，以防出現利益衝突，有需要亦會尋求獨立大律師意見。
法律評論員黃啟暘解釋，兩個補償機制，均是處理司法不公（miscarriage of justice）、而非純粹普通上訴得直獲撤罪的個案，舉例有案件審結多年後，才找到新證據推翻定罪、或所犯罪行多年後被廢除並獲特赦等，才有獲賠償的可能。
他指出，「法定機制」條文源自《公民與政治權利國際公約》，範圍較窄，限於「終局判決」（final decision）後被撤罪才能獲賠；而「行政機制」範圍較闊，可處理如執法部門插贓嫁禍、司法機關行為不當損公平審訊致錯誤定罪等個案，但因屬特惠補償（ex gratia），批准與否的酌情權全在政府，機制亦有列明如被告非完全清白可拒賠償，因此如政府最終決定不批出，也難以循司法覆核作挑戰。
以往有議員關注，申請門檻似乎較為嚴苛。黃啟暘解釋，上訴得直涉很多原因，而賠償涉公共資源運用，故機制只針對相對嚴重或例外的情況。歷年計劃申請數字和成功率偏少，他認為因申請門檻較高、沒什麼人知悉，加上政府有很大酌情權作決定，故除非事主很堅定想爭取自己權益，否則一般定罪被撤、法庭將訟費判予辯方後，已覺屬不幸中的大幸，再花漫長時間和資源爭取賠償未必很常見。
支聯會拒交資料案今年初終院上訴得直，終院批評兩名原審法官裁決「明顯錯誤」，又指控方大幅遮蓋證據，剝奪被告獲公平審訊的權利，以致定罪因牽涉司法不公（miscarriage of justice）而必然無法成立。鄒幸彤、鄧岳君、徐漢光三人在終審勝訴前，均已服畢四個半月刑期，亦因 23 條未獲三分一行為良好扣減。按現行機制，若三人提出申請，又是否應獲賠償？
法律評論員黃啟暘指，該案是循正常程序上訴至終院得直，並非定罪後再有新證據推翻，故不符「法定機制」。但就發放特惠補償金的「行政機制」，黃指機制精神是處理涉司法不公、冤案（miscarriage of justice）的案件，而支聯會案的終院判詞表明原審和警方均錯誤理解《實施細則》條文，證據被大幅遮蓋亦令被告得不到公平審訊，涉「司法不公」，故理論上應符合該政策原意要補償的人。
黃又引英國案例，指若司法機關的不當行為令審訊完全不公，理應獲得賠償。他認為在終院也明言案件涉不公下，表面看來支聯會案也理所當然要獲得賠償。不過，他補充指政府在此政策框架下酌情權非常大，加上案件涉及國安，即使政府拒絕作賠償亦難被法院質疑。
記者向徐漢光查詢，會否考慮按機制索償。徐漢光指，機制成功率極低，「大費周章一番也不會爭取得到，本來就不值得」。
申請補償之路，有多困難？黃啟暘說，過去有兩宗相關司法覆核均失敗，法庭表示不會干預政府決定。翻查判詞，第一宗關乎一名警方線人 A，因污點證人 X 證供，而於 2013 年被裁串謀搶劫罪成，判囚 8 年半，其後上訴得直。上訴理據圍繞控方未及時披露資料，當中 X 原審時稱 A 找到搶劫目標後會致電他，但其電話紀錄顯示案發時二人沒有 X 聲稱的聯絡，惟控方審前無向 A 披露相關紀錄。上訴庭認為如陪審團有相關材料，很大機會不會接納 X 的證供，裁定 A 上訴得直。
因錯誤定罪入獄 33 個月的 A，獲撤罪後於 2017 年初循法定和行政兩機制申請補償，約九個月後獲通知被拒，律政司稱對 A 是否無辜有嚴重質疑。A 提出司法覆核，質疑該理由不合理和錯誤。庭上披露副法律政策專員的審核理據，指根據閉路電視拍到 A 案發時似是尋找受害人的行為、A 庭上證供矛盾、A 與 X 實有頻繁電話聯絡，但解釋欠說服力等，對他是否無辜有嚴重質疑。
法官周家明在判詞指出，是否批出特惠補償是酌情權的問題，A 法律上無權獲得補償，加上特惠補償涉公帑運用，政府有理由謹慎處理。他續指，對 A 的無辜是否嚴重質疑，是由法律政策專員作決定，專員有權考慮所有材料下判斷，即使上訴庭裁定 A 上訴得直，但該判決僅關乎定罪是否穩妥、而非 A 是否無辜，對專員沒有約束力。法官強調，在司法覆核申請中，法庭並非重新審視專員決定的理據，只能審視他作出決定時是否不合法、程序不公等，本案最多只能說對專員的結論或有正反意見，但遠不足以讓法庭在司法覆核介入。
至於行政機制，則容許政府在沒有法律責任作賠償的若干特殊情況下，酌情發放特惠補償金。根據行政指引，有三種相關情況，第一，如某人就某項刑事罪行被定罪拘押，其後因被證實無辜而獲無條件赦免，或在特首把案件轉交上訴法庭後、或經逾時提出的上訴，而獲撤銷定罪，便可獲發補償金。第二，若某人因警方或其他公共機構的嚴重失職，及法官或裁判官的錯誤，而被錯誤定罪及羈押，例如因控方或警方給予法庭不正確資料而遭拒絕保釋、或警方隱瞞有助寬免其罪責的關鍵性證供，同樣可獲發補償金。
第三，除了上述兩個情況，在「特別值得補償」的案件，即使有關損失並非由公共機構的錯誤作為或不作為所引致，申索人也可獲發補償金。
不過，並非所有錯誤定罪情況也可獲補償。行政指引和申索須知訂明，任何人被錯誤定罪或起訴，一般情況下無權要求補償，例如純粹因控方未能毫無合理疑點下證明控罪，或基於技術性問題而撤銷原判，便不會給予補償。
行政指引又列明，若對申索人「是否無辜有嚴重質疑」，可拒絕發放補償金，因若用公帑向可能有罪、但基於如純粹技術問題而獲撤罪的人作補償，會令人反感。此外，即使在可以給予補償的情況下，如申索人須對本身的不幸情況全部或局部負責，例如他蓄意隱瞞本可證明自己無辜的證據，亦可拒絕給予補償或減少補償金額。
兩個補償計劃的申請均由律政司負責處理，申請人須以書面向律政司提出，律政司會審核是否符合法定條文或特惠補償金安排所訂情況。循「法定機制」申索的人，如未能與政府達成和解，便須像其他民事申索一樣，交由法院裁決；至於「行政機制」，則由法律政策專員在律政司政府律師輔助下處理，考慮行政指引、法院在案件上訴或覆核過程中發表的司法觀點，及每宗個案的所有相關情況後，單獨負責作出最後決定。計劃未有既定機制上訴，如申索人不同意律政司決定，可向高等法院提司法覆核。
補償金計及金錢損失如入息損失、家人的損失和開支、法律開支等，以及非金錢損失，包括失去自由和對品格或聲譽造成的損害。政府通常不會公布個別補償的詳情。
兩個補償計劃，歷年有多少人申請？又有多少人成功？綜合律政司回覆，由 2009 年至 2024 年 16 年間，政府在兩個補償計劃下，共接獲 90 宗申請，其中 70 宗被拒，僅 1 宗在行政安排下獲批，獲發共 19 萬元特惠補償金。另外有 1 宗由申請人自行撤回，18 宗仍在處理，包括 4 宗因無法聯絡申請人而暫緩處理。
申請數字及成功率偏低，背後原因為何？翻查資料，立法會曾於 2003 年及 2014 年兩度討論法律賠償機制。2003 年會議上，政府提及至今只收過一宗 2001 年提出的錯誤入獄索償申請，有議員關注計劃宣傳不足，應加強宣傳。
政府當時回應，錯誤監禁或嚴重誤審的情況極少，其他案件獲洗脫罪名的人向政府索償亦甚罕見，尤其因技術原因而撤罪的案件與誤審無關；但政府表示會將計劃資料載於律政司網頁，及向大律師公會、律師會和法律學院提供。
律師會亦曾建議，特惠補償額應由獨立評審專員評定。政府當時回覆指，對公共主管當局應負上部分責任、或案件牽涉廣泛或案情複雜的宜獨立評定，但其他案件由富於處理這些事務經驗的律政司人員作評估已足夠，而且更快更廉。
政府其後補充指，自 1987 年至 2003 年，涉錯誤定罪或監禁而須支付特惠補償金的個案有 3 宗，賠償近共 60 萬元，涉 1987 年、1989 年、及 1994 年的個案，當中有的士司機因同事作假證供，被裁不小心駕駛等罪成及停牌兩年，獲賠逾 50 萬。另有兩宗庭外和解，其中涉 111 名越南人稱被錯誤羈留 18 個月，於 1992 年獲賠 902 萬；另有人指遭警員非法逮捕、拘禁及襲擊的民事訴訟，於 1996 年獲賠 75 萬元。
2014 年，再有議員就特惠補償機制提出討論，政府當時回覆，過去五年只有 9 宗特惠補償金申請。議員和律師會再關注計劃欠宣傳、指引欠清晰及過於嚴苛，及由律政司評核有利益衝突問題，望當局設立獨立組織、甚至全以法定機制處理申請。
政府認為沒有充分理由更改安排，並解釋計劃屬特惠及行政性質、為處理非常特殊的情況而設，申索人獲撤罪可因技術性理由、不一定代表他無辜，鑒於補償是由公帑支付，政府必須慎用公帑。政府又重申，律政司內部有明確分工，以防出現利益衝突，有需要亦會尋求獨立大律師意見。
法律評論員黃啟暘解釋，兩個補償機制，均是處理司法不公（miscarriage of justice）、而非純粹普通上訴得直獲撤罪的個案，舉例有案件審結多年後，才找到新證據推翻定罪、或所犯罪行多年後被廢除並獲特赦等，才有獲賠償的可能。
他指出，「法定機制」條文源自《公民與政治權利國際公約》，範圍較窄，限於「終局判決」（final decision）後被撤罪才能獲賠；而「行政機制」範圍較闊，可處理如執法部門插贓嫁禍、司法機關行為不當損公平審訊致錯誤定罪等個案，但因屬特惠補償（ex gratia），批准與否的酌情權全在政府，機制亦有列明如被告非完全清白可拒賠償，因此如政府最終決定不批出，也難以循司法覆核作挑戰。
以往有議員關注，申請門檻似乎較為嚴苛。黃啟暘解釋，上訴得直涉很多原因，而賠償涉公共資源運用，故機制只針對相對嚴重或例外的情況。歷年計劃申請數字和成功率偏少，他認為因申請門檻較高、沒什麼人知悉，加上政府有很大酌情權作決定，故除非事主很堅定想爭取自己權益，否則一般定罪被撤、法庭將訟費判予辯方後，已覺屬不幸中的大幸，再花漫長時間和資源爭取賠償未必很常見。
支聯會拒交資料案今年初終院上訴得直，終院批評兩名原審法官裁決「明顯錯誤」，又指控方大幅遮蓋證據，剝奪被告獲公平審訊的權利，以致定罪因牽涉司法不公（miscarriage of justice）而必然無法成立。鄒幸彤、鄧岳君、徐漢光三人在終審勝訴前，均已服畢四個半月刑期，亦因 23 條未獲三分一行為良好扣減。按現行機制，若三人提出申請，又是否應獲賠償？
法律評論員黃啟暘指，該案是循正常程序上訴至終院得直，並非定罪後再有新證據推翻，故不符「法定機制」。但就發放特惠補償金的「行政機制」，黃指機制精神是處理涉司法不公、冤案（miscarriage of justice）的案件，而支聯會案的終院判詞表明原審和警方均錯誤理解《實施細則》條文，證據被大幅遮蓋亦令被告得不到公平審訊，涉「司法不公」，故理論上應符合該政策原意要補償的人。
黃又引英國案例，指若司法機關的不當行為令審訊完全不公，理應獲得賠償。他認為在終院也明言案件涉不公下，表面看來支聯會案也理所當然要獲得賠償。不過，他補充指政府在此政策框架下酌情權非常大，加上案件涉及國安，即使政府拒絕作賠償亦難被法院質疑。
記者向徐漢光查詢，會否考慮按機制索償。徐漢光指，機制成功率極低，「大費周章一番也不會爭取得到，本來就不值得」。
申請補償之路，有多困難？黃啟暘說，過去有兩宗相關司法覆核均失敗，法庭表示不會干預政府決定。翻查判詞，第一宗關乎一名警方線人 A，因污點證人 X 證供，而於 2013 年被裁串謀搶劫罪成，判囚 8 年半，其後上訴得直。上訴理據圍繞控方未及時披露資料，當中 X 原審時稱 A 找到搶劫目標後會致電他，但其電話紀錄顯示案發時二人沒有 X 聲稱的聯絡，惟控方審前無向 A 披露相關紀錄。上訴庭認為如陪審團有相關材料，很大機會不會接納 X 的證供，裁定 A 上訴得直。
因錯誤定罪入獄 33 個月的 A，獲撤罪後於 2017 年初循法定和行政兩機制申請補償，約九個月後獲通知被拒，律政司稱對 A 是否無辜有嚴重質疑。A 提出司法覆核，質疑該理由不合理和錯誤。庭上披露副法律政策專員的審核理據，指根據閉路電視拍到 A 案發時似是尋找受害人的行為、A 庭上證供矛盾、A 與 X 實有頻繁電話聯絡，但解釋欠說服力等，對他是否無辜有嚴重質疑。
法官周家明在判詞指出，是否批出特惠補償是酌情權的問題，A 法律上無權獲得補償，加上特惠補償涉公帑運用，政府有理由謹慎處理。他續指，對 A 的無辜是否嚴重質疑，是由法律政策專員作決定，專員有權考慮所有材料下判斷，即使上訴庭裁定 A 上訴得直，但該判決僅關乎定罪是否穩妥、而非 A 是否無辜，對專員沒有約束力。法官強調，在司法覆核申請中，法庭並非重新審視專員決定的理據，只能審視他作出決定時是否不合法、程序不公等，本案最多只能說對專員的結論或有正反意見，但遠不足以讓法庭在司法覆核介入。
其中涉 111 名越南人稱被錯誤羈留 18 個月，於 1992 年獲賠 902 萬
In the matter of PHAM VAN NGO and 110 others
HCMP3005/1990
呢單都經典
大把假難民日日賠緊錢
無人報咋嘛
無人報咋嘛
外行人想請教下，其實當年張子強無罪釋放 獲政府賠償800萬係咩回事？
一個人賠咁多，又話政府有好大酌情權嘅
明明比起上面呢啲張子強至多係證據不足 根本唔算非常無辜
一個人賠咁多，又話政府有好大酌情權嘅
明明比起上面呢啲張子強至多係證據不足 根本唔算非常無辜
返越南可財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