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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一下有朋友問的關於香港自己破壞階級平衡的問題。
香港雖然有百多年的歷史,但我們認知中的香港卻非常新興。百年殖民地時期的香港,在太平洋戰爭因為日軍攻佔被大部份摧毀,香港政府投降,被日軍陸上攻據,被盟軍空中轟炸,糧食不足,人口大部份流失,只剩下數十萬人,被打到殘廢的大英帝國的統治力量大幅弱化。
當時的香港只是一個繼承了前殖民地的老舊建制骨架的殘破城市,然後又面臨中國政局的大變,國共內戰導致了大量的難民湧入香港,原來只夠幾十萬人用的生存資源,從醫療,教育,住屋到食水,一下子湧入了兩三倍一無所有的貧困人口。而中國經濟狀態的改變以及面對飢荒等問題,使這些本來只是臨時避難的赤貧人口不敢回去。他們用簡單的木板,鐵皮在山上建造大量的臨時居所,連食水都不足夠地生活。
這就是現代香港的開局,說白的,香港本來就是一個食水不足的巨大露天難民營。
這跟其他地方是很不同的,因為在同一個年代,中國大陸,日本,臺灣,都經歷過一定程度的土地改革,大陸的土改非常的暴力,而臺灣的耕者有其田則略為溫和,日本則有戰後農地改革。先不講他們搶掠的本質,至少結果都是重新分配了土地。
但香港則從未有任何形式的土地改革,再加上難民不斷湧入,人口在三十年內成長了四五倍,所以香港先天的階級差距與矛盾,比起鄰近地區要更為極端。土地比其他地方更集中在少數人的手上,殖民地政府對於大部份事情都是放任而不予保障的,貧民能夠依賴的只有教會等慈善機構的施捨,而且官僚體制及警察也極端腐敗,公平兩字跟香港社會真的毫無關係,自然的,香港不斷爆發大規模的暴動,這去到六十年代文化大革命時走向了頂峰,恐怖活動與炸彈襲擊變成了常態。
與很多香港人所信奉的不一樣,五六十年代的情況,讓人理解到單憑英治是不會令香港變安康的。環太平洋的國際政治決定了香港的存亡。
香港的命運轉捩點,就是越戰爆發。這導致了美國決定跟中國結盟對抗蘇聯,中美大概在六十年代開始達成協議,1965 年東江水供應香港,1967 年壓止香港的左派暴動(然後英國也輕判他們),1969 年的中蘇的珍寶島之戰,1971 年香港被剔出聯合國殖民地名單。香港其實就是英美送給中國和親的物件,所以從七十年代初開始,就要把香港安定下來並養肥,香港的運氣也是從此開始的。
七十年代伊始的香港為何安康下來?其中一個重大的原因,那就是英國開始將香港認真的當成一個小國去統治,而且中共知道這是未來會得到的禮物,也樂意協助。
香港社會之所以不安定,是因為香港社會先天財富極度集中,但人口卻大部份就是由無產階級難民組成。比方說我祖父,在暴動期間就是到處縱火的暴徒,惡劣的居住環境,土狹人多之下的租金不斷上漲,隨時無家可歸要露宿,加上土地權力與財富巨大差距產生的不平感,只要很少錢就可以驅使他們破壞,香港其實積壓著仇恨社會的巨大力量。
要怎樣瓦解這種力量呢?香港政府是針對階級重新結構過社會。
我們集中談的是草根階級,在七十年代,香港政府安定草根階級,採取的其實相當接近共產主義國家的政策:大量興建公共房屋,使所有草根階層能夠從木屋,鐵板,或者籠屋這些極度惡劣的居住環境中,遷往衛生與私隱狀態都較好的公屋集中管理,並讓他們有足夠的空間去落地歸根,強化他們與社會的根結。第二是推行實際上等於無條件收入 UBI 的生果金,只要是足齡的老人就可以領取每月的津貼,針對傷病的綜合援助。大量擴張公營醫療也是針對草根的。
公共房屋以前稱之為「廉租屋」,事實上對於私營房屋市場,香港政府也在七十年代開始了租務管制,香港政府是完全意識到:要安定社會,必先安定租金與居住環境。這些都取代了土地改革,讓本來就無法負擔香港地價租金的底層,可以有安居之所。
減輕了租金負擔之下,經營成本才能夠被控制下來,草根階層才有餘力儲蓄與消費,經濟才有活力,七十年代初的房屋政策以及福利政策,正是香港繁榮的起點。至於同時期香港也推行了義務教育,義務教育下成長的一輩(基本上就是六十年代及以後出生者),向這些公屋階層的下一代灌輸以香港為榮為根的意識形態,底層的重構就此完成。
無產階級從社會的負擔與亂源,轉變成高知識而且相對廉價的勞動力,這也是日後香港經濟的骨架,你在八九十年代,你就會看到很多香港神話:出身公屋,徒置區,木屋區的底層青少年,成為了專業人才,國際巨星,在租務控制之下,居住成本是相對可以負擔的。這也壓抑了香港所有產業的成本不致於過度上漲,甚至還能保留一定程度的農業工業,這時的香港經濟是最健康的時代。
既然沒有經過土地改革,也不打算進行任何土地改革,資產沒有重新分佈過,無產階級自然是特別多,而一個自由流動,任由資金炒賣的經濟,這些人是很大可能負擔不起最基本的民生需求的。
因此控制居住成本也就是租金,絕不能用「福利」去解讀,因為如果香港政府不持續這樣做的話,另一條路就是政治動亂,土地改革,資產再分配。香港就是因為不想走後面那條路,所以非常注意要保障基層的租住權力:當他們有能力工作時,租金只佔收入不超過四份之一,當他們沒有收入時,他們也不會無家可歸。
因為超過一半的人都無產,他們沒有自己的資產,租住權力就是他們唯一居住保障。一旦退過那條線,他們就會無所不為,形成到社會的禍害。我在臺灣居住正義問題上,強調居住正義是租住權而不是購屋,正是因為從香港觀察得出的總結。
底層們在經濟處境最惡劣的情況下,還是有飯吃,有醫療,有地方住,他們就不會想要動亂,至少像我祖父那種人都不再想要當暴徒了。這是有效的。正因為香港從未有土地改革,所以社會安全網的完整,實際上是維持香港運作的最重要界線。
他們的消費力被釋放出來,也令香港上層的資本,以及中產的專業服務,可以從本地的消費中受惠。說白的,底層沒有消費力,企業不出口的話也沒有生意可做,而且形成的本地市場使產業可以平均發展,百業興旺。如果你看八十年代初的新聞,你會發覺各實業平衡發展的新聞佔相當的比例,跟現在幾乎完全集中在金融地的香港是完全不同。
這樣的榮景,持續了三十年左右。直至特區政府成立為止。
特區政府與英治有甚麼分別呢?很多人覺得是中國人與英國人的分別,或者是法治與人治的分別,但我認為,是對於香港結構理解的分別,說白一點:特區政府對於香港的階級問題以及結構是欠缺認知的。
請注意我並不是說這是中國人或建制派的問題,而是整個香港的問題,英國人因為暴動認知到他們治港政策的不足,在七十年代予以修補。但繼承了英國政權的人與官僚,普遍對於這些事情的認知都很淺薄,甚至是完全意識不到,特別是較年輕的官僚,例如大家都知道的林鄭,他們一開始當官已經是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的事情,他們一開始就受惠於已經建立好的階級政策,而未經歷過政策形成的過程,知識與眼界也沒令他們認知到這些問題。所以港人治港一開始,就是將香港交給不了解他的複雜性的港人手上。
之前說的租務管制,租住權保障,在我的文章中被視為香港安定的保障,但在他們眼中卻是視之為障礙與仇敵。因為九七年不久之後,香港立法會第一件事就是取消這些長達二十多年的政策,為的就是放任租金與房市上漲。這個態度是非常明顯的,香港人就是希望自己的地產上漲,租金上漲,而且是靠改變法律去達成。
不久之後,去到二十一世紀初,香港的房價暴跌,就導致了董建華政府的下臺。董建華政府為何下臺?民主派會說是因為不民主,但我認為是因為房價暴跌,五十萬人遊行是因為房價暴跌。所以政府也認知到,不僅是政府裡面的權貴想要房價租金升,連香港的中產也渴望房價租金升。
自此之後,香港的經濟就完全向一邊傾斜。整個香港經濟政策的最重大目標,就是刺激房價與租金,本來二十一世紀初應有的供求修正,被硬生生的轉向。特區政府的政策就是減少房屋與土地供應,也就是之前說的公共廉租房屋不斷收緊。之後就走向增加人口,香港的移民數量是每年以 1% 左右增長(50000 人一年),以及開放自由行,為的就是將租金盡量推上去。
上層拆掉下層去最大化自己的利益,中層則依附著上層利益。下層的資源則走向枯歇,公共房屋的輪候時間越來越長,不少人去到五六十歲都輪不到,早已超越成家的年紀;公共醫療輪候時間也開始走向四年,五年,八年;市值租金普遍都超過一個勞動者的平均收入的一半以上甚至超過一個人的收入。
香港政府甚至社會普遍都不覺得這會導致甚麼問題,在他們眼中,公共房屋是福利,而不是安定社會的必要物,他們完全無視了香港沒有土地改革的先天不平等所導致的問題,他們相信這是可有可無的東西。
應該說,他們以為香港的安定是免費的,天然的,不可挑戰的,便為了小利拆掉各種安全機制。其實香港就和那些不洗缸的運油車一樣,為了多賺點錢,不洗缸就去運食油,覺得這些成本省掉能有更大利潤。
租金上升導致了實業漸漸崩解,很多產業都無法經營,大至工業小至書店,無法產生高利潤的產業是無法交租的。而本地底層的權益,又被不斷增加的底層移民分得更薄。但中上層卻過得非常不錯,香港一個中產擁有的物業,已經能達到一二百萬甚至千萬美元的資產值,公職人員的薪水超越美國總統,警察的薪水超越美軍,香港徹底向著某些階層傾斜。
最終的結果就是回歸十年之後,出現了社民連,社民連是甚麼主義,或者自稱社會民主主義,或者是長毛是誰這些根本不重要。社民連真正標誌的是香港基層引入社運及政治中,因為租金不斷上升導致底層開始投入政治,寄望民主化能夠改善這些問題,接下來就是十幾年的社運動盪期,七十年代所劃下的底層利益被瓦解的結果,就是不穩定性重新回來,最終的結果就是 2019 年的終局。最終也沒有民主化。
這是否就結論了呢?在我看,明顯是不可能的事,動盪的因子也就是政策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