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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前文章談道德的發展，講過道德的發展歷史。是從上古時代由自我定義，以知行合一為標準；去到一神教由神權去定義，以聖賢的教條為標準；然後再去到近代以理性定義，以對集體的利益為標準；而蘇聯解體後則走向以「人權」定義，以保障個人權利為出發點。
我們可以看到道德定義方式的改變，都是源自上一個主流定義會帶來的問題。如果人類單純只是像阿里士多德那時代一樣敢作敢為，認為是對的就去做，那麼就會出一堆隨意殺人任意妄為的傢伙，古代的英雄在我們看來根本就是罪犯與惡徒。
然後去到一神教所定義的道德，使人類有了一些集體遵守的道德；而且這種道德也行之有效了多年，證明他是非常有效的，那他的缺點是甚麼呢？大家可能會認為這是會被宗教權威騎劫扭曲，但這其實並不是一神教獨有的缺點，基本上所有道德都會被扭曲。哪怕是之後不是一神教的理念都是被扭曲的，例如民主法治自由這些就是經常的受害者。
一神教真正的問題，是在於「僵化」，一神教的正確性源自神聖性。而神聖性則源自與源頭越近，即神的話語是絕對的，然後是先知們，之後就是神職權威，再之後就是越古老越正確，這意味著一神教有崇古的傾向。
你可以看到在文藝復興時期之前古代所產生的改革，經常都有一個主題，就是「復古」，不論是王莽回復古制，或者是馬丁路德因為發現了聖經的翻譯錯誤，而引發了宗教改革。一神教很容易導致一種結論：現世的腐敗與壞事，是因為人類的偏離了信仰，所以解決問題的方式就是回歸到越接近初衷越好。教條的神聖性，隨著時間而增加，百年的教條神聖，千年的教條更神聖。
但這些教條往往是依創立時的社會與認知而設計的，而社會卻是不斷進步的，因此道德與教條往往無法適應社會與技術的演化，而產生很多灰色地帶，以及不合時宜的死教條。比方說，你很難在科學時代再堅持地球是四千年前創造出來的；古代的貞節與反對婚前性行為與堅決反對墮胎，對於現代社會有很多問題；如果人類因為大災變而男性大量減少，一夫一妻制就可能有被改變的必要。
只是再不合時宜，一神教的教條卻是非常非常難動搖的，光是地球繞著太陽轉與否這件事，已導致大量的血腥結果；因為沒有人有權修改神與先知留下的教條，哪怕你是教宗也不容易。各種歧視也被刻在教條裡，例如提摩太書「我不許女人講道，也不許她轄管男人，只要沉靜」的說法，舊約主張不聽話的兒子要被石頭打死。很明顯的這些道德既不合時宜，也沒有辦法在現實中實行，一神教帶來了道德，但他的道德是經不起時間考驗的。
所以這踏入了我們的時代，也就是「理性」的時代，道德的存在不再是因為權威，而是因為能夠解釋對社會與個人的好處。人類才能夠透過檢驗那些好處是否存在，而創造或放棄某些道德。即是說，墮胎合理嗎？如果是一神教中，主動殺害神聖的胎兒絕對是不可以接受的。但是若考慮到人口問題導致的資源不足，以及未準備好的父母，只會帶來不幸的家庭，那權衡一下這件事還是可以討厭的，墮胎可以是道德的。
倒過來說，本來道德的事情也可能會變成不道德。各種一神教事實上多容許迫害異教，約翰福音就寫過可以燒那些不信的人。殺死同性戀者是道德的，這些現在都變成不道德的行為。理性使人類重新掌握回道德的定義權，而不再交付被稱為「神」但實際上是經書上文字的死教條。而我們活在這時代之中，正如一神教有多種，理性時代則產生了「意識形態」，意識形態實際上就是理性時代的信仰，共產主義甚麼的大家都聽得很多了。
我們還活在理性時代，或者至少他未完結，但是他的問題我們就已經看到了：那就是殘酷。
理性時代主導道德的力量，就是對人類，文明，社會有利。理性時代道德的基礎，就是我們相信做對集體有利的事情，才會嘉惠每一個人。我們要守法不能為所欲為，所以別人才不能對我們為欲所為；我們要民主尊重他人的意見，換取自己的意見被尊重；我們要不侵犯別人的自由，我們的自由才不會被剝奪；人類要對社會盡義務，去換取權利；這一切都是無可厚非的大道理不是嗎？單獨起來都沒甚麼能反駁的，但實行起來卻出現了一些意想不到的問題。
因為他出現一個邏輯結果，那就是「為了多數人，犧牲少數人」，邊沁的功利主義就直接講出犧牲一人救五人是道德的；民主主義的多數決本身就是為了壓倒少數人的意見；集體的利益是至高無上也是絕對的，而且實證上集體主義的國策往往就使國家更強大，這有甚麼問題嗎？其實一直都沒有，富國強兵都是源自集體主義，直至去到二十世紀。
在二十世紀的前半期，是集體主義的極盛期，大規模的徵兵制，總體戰，誕生各種極權政體，一黨專政，法西斯主義，極端地犧牲個人成就集體。而這最終卻沒有帶來人類的幸福，反而是出現空前的殘酷行為，並引爆了史無前例規模的兩次世界大戰，集中營，強迫勞改。這段歷史我們也很熟悉了，無疑二十世紀的前半部歷史，是「社會集體利益」被過度重視也會引致惡果。單純用理性推論出來的正確實現起來，卻會走向人類想像不到的結果。
所以才有了現在這一步，就是「人人平等，尊重全人類個人權利」的時代，也就是聯合國憲章的戰後時代。
理性時代認為集體的利益，超越人類個人的利害，覺得一切都是苦口良藥，就算承受者說是痛苦也只是因為他們不夠理性去理解這是好事，才會導致殘酷地無視個人的意見；同時，戰爭的起源多是理性的選擇，悲慘世界裡的尚萬強的姐姐孩子快餓死，去搶別人的食物維持自己與家人的生存是道德的。
但是這發展到最後，就是因為資源不足而貧窮的經濟體，發動戰爭去搶奪資源也是道德而理性的不是嗎？發動戰爭的國家都有合乎理性的理由，大日本帝國為何進攻東南亞？因為需要橡膠與石油，那為何攻擊美國？因為美國會阻止自己發動東南亞的戰爭。理性也可以十分危險。每件事拆開來看都是理性的，加起來卻能令人類理性地自我毀滅。
理性者非常重視事身的因果，有將事物看成機械的傾向，他們把社會看成機械，文明看成機械，人類也看成機械，對，我說的就是讀者們，會看這種文章看到這一段都沒關掉的人，對理性的肯定程度肯定是不低的，往往相信事情的機理非常重要，也就是中國流行說的「底層邏輯」。但合理的東西不等於是人類想要的結果，博奕中敢於玉石俱焚才是正確的，但再來一次世界大戰以及核戰對大部份人類而言卻是不幸，而且人類的力量恐怕已足以摧毀文明。
引入「人權」就是為了限制各種理性引致的問題，為何必須保障全人類有沒有工作都要有飯吃？有地方住？那就是不讓理性地為了生存，而進行搶掠與發動戰爭；為何必須保障監獄與被審判的人權？那是為了讓人類較容易被捕被管制，而不會像是水滸傳一樣因為不信任司康，光是逃避被捕就落草為寇；為何要有難民法以及對貧窮戰亂國家進行人道支援？因為不想他們輸出大量失控人口，疾病與擴大戰爭。
人權的存在，使人類不必理性地做惡行，盡可能的消除人類必須犯罪與戰爭的理由。有了人權之後，悲慘世界的故事就不會再發生，因為尚萬強的姊姊孩子會得到救濟而沒有餓死的危機，那尚萬強也不必去偷麵包而入獄十九年；大日本帝國也不用再發動戰爭，農村孩子們不需要去當關東軍就是為了吃飽飯，全世界的人們也不用支持甚麼法西斯政權，只是因為法西斯政權肯給他們餐桌上有「麵包與黃油」。
之前有說過理性的道德建立在富裕之上，富裕的時候理性者是道德的，但當資源貧乏面對存亡問題時，人類理性而言卻是有必要為惡，為求自己親友家族國家的生存可以不擇手段。人權時代就是針對理性時代這個問題，消除「必要之惡」，總之，你一定不會再生存(人權)問題，全人類也要保障其他人不會有生存問題，沒有人需要飢餓，沒有人要被酷刑，沒有人會凍死，沒有人一定要露宿，如此，沒有惡是必要的。
理性並沒有消失，只是理性被設下了一條紅線，那就是人權，侵犯人權的理性決策不被視為道德。你不能說為了打贏一場戰爭，所以像成吉思汗一樣進行屠城，以恐懼加速敵人的投降。這是理性的，依照克勞維瓷的戰爭論，其實屠一城降十城也是道德的，只是在我們的時代這是完全不能接受的。
但人權時代就沒有問題嗎？其實我們已立即看到問題了。
人權時代有兩大問題，首先是人權本身並不是固定的，我們不會再犯一神論的錯誤，人權的定義是可以擴張的。但是甚麼是人權，甚麼不是呢？這就有很大的空間了，每年都有人將更多的東西塞入人權內，移民的權利算不算人權？使用網絡的權利算不算人權？盜版的權利算不算人權？私隱權肖像權這些都是新的東西都被引入。
人權不斷擴張不好嗎？問題在於「人權的成本」。基本下，維護人權是需要成本的，比方說我們說要讓每一個人都能吃飽(不一定好吃)，實行起來，就是我們要有能力安全把糧食運到戰區，並派給平民，這又涉及需要有當地軍閥不能抵抗的海軍，以及保護救濟人員的軍隊(即維持和平部隊)，這些涉及不低的成本。讓每人都有乾淨水，能源，住所，這些也一樣是成本，然後你也發現美國之所以是「人權大國」可不是單純意識形態的問題，而是根本沒有其他國家可以負擔得起這樣的人權成本。
人權的定義不斷擴張的話，這種成本就必然會更高的。比方說，兒童在成長期就有選擇性別的權利，還可以變性呢？先不講大家是否同意，這的確就有額外成本。如果我們認同人類有選擇性別的權利，如同吃飯的權利，是否要提供官方的變性補助？
這種成本也不僅是錢，因為公共所給予的權利，實際上還是建立在其他人的付出與義務上的。以變性為例，我們接受了人可以選擇性別之後，就會出現以下的問題：那麼變性後的人，在參與體育上是否就可以參與另一組別，例如變性後的男人就是女人，是否該參與女子組？是否使用女廁與女子更衣室？這可以看出，他的權利成本是由女性承受的。
故此，人權是建立在強迫另外一些人的付出上。結果形成了一種現象，成功爭取了一種權利之後必然是全民買單的，最後的結果反而那些沒甚麼意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