沒有從天而降的英雄，只有挺身而出的凡人。每一枚勳章的背後，都有一個活生生的血淚故事。
「香港保衛戰勳章説故事」系列今次介紹佐治十字勳章（George Cross）獲頒者－香港政府首任防衛司傅瑞憲（Defence Secretary John Alexander Fraser）。
佐治十字勳章與佐治獎章（George Medal），由英皇佐治六世於二戰期間的1940年9月24日確立，表揚平民的英勇行為。佐治十字勳章嘉許「在極端危險的情況下，展現最偉大的英雄行為或最顯著的勇氣（for acts of the greatest heroism or of the most conspicuous courage in circumstances of extreme danger）」，在英勇行為嘉獎體系排行第二，僅次於維多利亞十字勳章。
佐治十字勳章至今總頒發408次，比總頒發1,358次的維多利亞十字勳章更罕有。翻查英國國家檔案館紀錄及《倫敦憲報》，香港開埠以來僅6人獲此殊勳。當中5人是在香港淪陷期間籌劃大規模逃出行動失敗被日軍處死，獲得死後追頒。
其中一位在戰時並非軍人，鮮有人留意，他就是港府首任防衛司傅瑞憲。
圖：一戰期間的陸軍軍官傅瑞憲。
傅瑞憲戰時雖無軍職，但絕非弱不禁風的書生。傅瑞憲1896年生於愛丁堡，就讀於愛丁堡大學。一戰期間，他在西線戰場服役，擔任皇家蘇格蘭遂發槍團（Royal Scots Fusiliers）的代理少尉（Temporary 2nd Lieutenant），參與過慘烈的索姆河戰役（Battle of the Somme）。戰役期間，傅瑞憲帶領轄下的機關槍隊走出戰壕，在砲坑中堅守4小時，抵擋德軍的進攻。他因此在1916年10月23日獲頒軍功十字勳章（Military Cross）。1918年終戰時，傅瑞憲官至少校。1919年，他退役並加入殖民地部，獲派遣來港。同年12月，傅瑞憲獲港督委任為官學生（Cadet），相等於今時今日的政務主任（AO）。
此後，傅瑞憲一直在港府擔任要職，1926年2月獲委任為北約理民官（District Officer, Northern District, New Territories）。北約理民官負責治理中港邊界以南的大部分土地，包括區內行政和治安，管理華人大小事務，角色類似清朝縣官，需要與當時的華人士紳親善友好。1929年冬天，為紀念中國通港督金文泰（Cecil Clementi）兩度遊歷青山，傅瑞憲與周壽臣、羅旭龢等19位華人名流倡建「香海名山」牌坊。「香海名山」四字由金文泰親題，而牌坊正面第一根石柱上則刻有傅瑞憲與19位華人名流的名字，牌坊現為一級歷史建築。
圖：香海名山牌樓。
圖：戰前傅瑞憲肖像。（相片來源：南華早報）
1941年4月，港督羅富國（Geoffry Northcote）委任傅瑞憲為香港首任防衛司（Defence Secretary），亦即保安局局長前身，有權向任何人取得關乎公眾安全和防衛的資訊，可見港府擔心日軍在港收集情報。18日香港保衛戰之後，守軍力戰而敗，香港淪陷，10,000多名守軍被日軍關進香港各戰俘營。傅瑞憲在內的港府政要及約3,000名英籍外籍平民，則被囚禁在赤柱拘留營。
日軍治下，傅瑞憲和一眾守軍縱使身陷囹圄，朝不保夕，依然沒有絕望。1942年初，傅瑞憲把私藏的收音機交由兩位熟悉電子通訊的營友保管，他們每晚偷聽外界消息，再向他報告。1942年3月，輔政司詹遜（Colonial Secretary Franklin Charles Gimson）被任命為「英國共同委員會」（British Communal Council）主席，負責代表營友與日軍交涉。傅瑞憲隨即與詹遜分享資訊，並稱盡力保密外來消息。
戰俘們亦暗中與英軍服務團（British Army Aid Group）合作，冒死計劃逃出香港。英軍服務團由1942年1月成功逃出深水埗戰俘營的賴廉士中校（Lt. Col. Lindsay Tasman Ride）在惠州組成，隸屬英軍軍情九處（MI9），目標為收集在港日軍的情報，以及協助戰俘逃出重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