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交官出身的麥理浩雖然缺少殖民地的行政管理經驗，但沒有殖民地包袱的他，反而被普遍認為是歷史上最傑出和最受市民愛戴的港督之一，輿論更以「麥理浩時代」（MacLehose Years）形容他在任港督的日子。麥理浩任內推動大刀闊斧的改革，使香港的社會面貌出現深刻的改變。他的改革涉及房屋、廉政、教育、醫療、福利、基礎建設、交通、經濟和社會各個範疇，十年建屋計劃、開發新市鎮、創立廉政公署、九年免費教育、設立郊野公園、興建地下鐵路和地方行政改革等重要的政策和建設，紛紛在他任內推出。這些政策不單直接改善市民的生活水準，還進一步為殖民地政府在市民心目中建立起正面形象，同時也增強了香港人對香港的歸屬感。
麥理浩見證了香港的經濟起飛，任內經濟增長之強勁為開埠以來所未有。在他的協助下，香港由原本以輕工業為主導，逐步轉型以電子工業、金融業和商業為重心，一躍而成「亞洲四小龍」之一，為香港的繁榮穩定和日後成為亞洲國際金融中心及國際大都會，奠定重要基石。此外，財政司夏鼎基爵士在麥理浩任內提出的「積極不干預主義」，也成為港府的理財哲學、以及麥理浩在施政上的依歸。
不過，外界也有意見批評麥理浩始終未能完全解決房屋不足、大學學位不足、教育品質參差、貧富不均和交通擠塞等核心問題，不少輿論也認為他未能快速應對任內接二連三的社會運動；至於在處理中國大陸非法入境者及越南難民來港的問題上，也引起不少爭論。
伯克的麥理浩男爵，1971年至1982年出任第25任香港總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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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港關係方面，麥理浩改善了雙方自六七暴動以來的關係，他在1979年應邀訪問北京等地，成為二戰後首位官式訪問中國的港督。訪華期間，他會見了中共領導人鄧小平，席間得悉鄧小平堅決要在1997年或之前收回香港，結果這次會面為後來的香港前途談判揭開序幕。麥理浩返港後擔心引起恐慌，隻字不提鄧小平堅持收回香港的言論，只引述鄧小平「叫香港投資者放心」，但為免觸動中方神經，他放棄原擬推動民主政制改革的計劃。
麥理浩未及香港前途談判召開，便先行卸任港督，但他卸任返英後，繼續透過上議院議員的身分參與香港事務。他在晚年參與制定「居英權計劃」，又多次批評末任港督彭定康為立法局引入的民主改革。在1997年，年近80歲的麥理浩特意返回香港，在6月30日晚出席香港主權交接儀式；縱使英政府杯葛在7月1日舉行的香港特別行政區成立暨特別行政區政府宣誓就職儀式，但他仍堅持出席。
麥理浩對香港的貢獻深受各方肯定，他除了多次獲英廷授勳外，更在1982年獲封為終身貴族，而香港的麥理浩徑和麥理浩夫人度假村，也是為了紀念他的貢獻而以他命名。
麥理浩未及香港前途談判召開，便先行卸任港督，但他卸任返英後，繼續透過上議院議員的身分參與香港事務。他在晚年參與制定「居英權計劃」，又多次批評末任港督彭定康為立法局引入的民主改革。在1997年，年近80歲的麥理浩特意返回香港，在6月30日晚出席香港主權交接儀式；縱使英政府杯葛在7月1日舉行的香港特別行政區成立暨特別行政區政府宣誓就職儀式，但他仍堅持出席。
麥理浩對香港的貢獻深受各方肯定，他除了多次獲英廷授勳外，更在1982年獲封為終身貴族，而香港的麥理浩徑和麥理浩夫人度假村，也是為了紀念他的貢獻而以他命名。
早年生活
麥理浩在1917年10月16日生於英國蘇格蘭格拉斯哥市內的巴特里（Partick），是家中次子。[2]他的父母都是蘇格蘭人，父親名哈米什·亞歷山大·麥克萊豪斯（Hamish Alexander MacLehose，1886年－1962年），母親名瑪格麗特·布魯斯·布拉克（Margaret Bruce Black）。[2][3]麥理浩的家鄉位於蘇格蘭艾爾郡（Ayrshire），父親本在斯特凌郡（Stirlingshire）墾思峽（Campsie Glen）附近的格蘭米爾（Glenmilne）開設印刷所，但麥理浩出生時時值第一次世界大戰，當時父親正在蘇格蘭來福槍團第八營擔任少校。[2]麥理浩也有一位兄長，名叫諾曼·唐納·麥克萊豪斯（Norman Donald MacLehose，1915年－1974年），他後來繼承父親的印刷業務，與麥米倫出版社有往來，也嘗任麥米倫家族信託人。[4]
麥理浩在1931年入讀父親的母校拉格比公學，他在校內表現出眾，不單是校內壁手球隊隊長，也曾經憑一篇關於19世紀著名法國外交官塔列蘭的文章，贏得一面英皇獎章。[2]在1936年，他成功考入牛津大學貝利奧爾學院，主修現代歷史，在校內與日後成為英揆的希思（後為爵士）結交成為同學和好友，嗣後於1939年獲文學士學位畢業。[2]
畢業後，麥理浩旋於1939年獲殖民地部取錄，投身馬來亞的殖民地政府。[2]不過，他在1940年前往中國，暫時轉調到英國駐廈門領事館供職，以便學習在馬來亞北部同樣流行的福建話。[2]當時正值第二次中日戰爭，廈門也已在1938年5月淪陷，但由於英日兩國尚未宣戰，故麥理浩初期仍可在華活動。可是，日軍於1941年12月策動太平洋戰爭和英日宣戰後，他隨即在同月遭日軍拘禁，一直到1942年10月才獲准遣送回國。[2]
麥理浩早自1939年第二次世界大戰爆發以來已加入皇家志願後備海軍。[2]休養一段日子後，他在1943年2月以海軍上尉的身分重返中國，主要活躍於汕頭一帶，負責在日軍大後方與中方游擊隊合作，秘密從事情報蒐集的工作，多番深入敵陣。[2]其中有一次，麥理浩更大膽地走進受日軍控制的汕頭會所，在眾目睽睽下點了一杯氈湯力，他不慌不忙，最後在無人阻撓、絲毫無損的情況下離開會所。[5]憑藉戰時的傑出表現，他於1946年獲英廷頒授MBE軍事勳銜。[2]
麥理浩在1917年10月16日生於英國蘇格蘭格拉斯哥市內的巴特里（Partick），是家中次子。[2]他的父母都是蘇格蘭人，父親名哈米什·亞歷山大·麥克萊豪斯（Hamish Alexander MacLehose，1886年－1962年），母親名瑪格麗特·布魯斯·布拉克（Margaret Bruce Black）。[2][3]麥理浩的家鄉位於蘇格蘭艾爾郡（Ayrshire），父親本在斯特凌郡（Stirlingshire）墾思峽（Campsie Glen）附近的格蘭米爾（Glenmilne）開設印刷所，但麥理浩出生時時值第一次世界大戰，當時父親正在蘇格蘭來福槍團第八營擔任少校。[2]麥理浩也有一位兄長，名叫諾曼·唐納·麥克萊豪斯（Norman Donald MacLehose，1915年－1974年），他後來繼承父親的印刷業務，與麥米倫出版社有往來，也嘗任麥米倫家族信託人。[4]
麥理浩在1931年入讀父親的母校拉格比公學，他在校內表現出眾，不單是校內壁手球隊隊長，也曾經憑一篇關於19世紀著名法國外交官塔列蘭的文章，贏得一面英皇獎章。[2]在1936年，他成功考入牛津大學貝利奧爾學院，主修現代歷史，在校內與日後成為英揆的希思（後為爵士）結交成為同學和好友，嗣後於1939年獲文學士學位畢業。[2]
畢業後，麥理浩旋於1939年獲殖民地部取錄，投身馬來亞的殖民地政府。[2]不過，他在1940年前往中國，暫時轉調到英國駐廈門領事館供職，以便學習在馬來亞北部同樣流行的福建話。[2]當時正值第二次中日戰爭，廈門也已在1938年5月淪陷，但由於英日兩國尚未宣戰，故麥理浩初期仍可在華活動。可是，日軍於1941年12月策動太平洋戰爭和英日宣戰後，他隨即在同月遭日軍拘禁，一直到1942年10月才獲准遣送回國。[2]
麥理浩早自1939年第二次世界大戰爆發以來已加入皇家志願後備海軍。[2]休養一段日子後，他在1943年2月以海軍上尉的身分重返中國，主要活躍於汕頭一帶，負責在日軍大後方與中方游擊隊合作，秘密從事情報蒐集的工作，多番深入敵陣。[2]其中有一次，麥理浩更大膽地走進受日軍控制的汕頭會所，在眾目睽睽下點了一杯氈湯力，他不慌不忙，最後在無人阻撓、絲毫無損的情況下離開會所。[5]憑藉戰時的傑出表現，他於1946年獲英廷頒授MBE軍事勳銜。[2]
外交生涯
在二戰後期，麥理浩曾經在1944年至1946年間擔任英國駐福州署理領事，並在二戰結束後從皇家志願後備海軍退役。[2][6]在華的經歷使麥理浩對中國產生濃厚興趣，也學會說國語，[3]他不單止放棄殖民地部的工作，並在1947年5月決定正式轉投外交部，出任英國駐漢口署理領事，復於1948年出任署理總領事。[6]麥理浩在1949年進一步升任為一等秘書，但同年中國大陸主權易幟，國民政府因第二次國共內戰失利而敗走台灣，共產黨在中國大陸建立政權，麥理浩被迫在1950年1月調返倫敦的外交本部，轉為協助馬歇爾計劃的實行。[7]
在1951年，麥理浩獲派到位於布拉格的英國駐捷克大使館，出任一等秘書（商務）兼領事，嗣後於1954年借調到大英國協關係部，於威靈頓任職英國駐紐西蘭高級專員公署辦事處主管。[6]麥理浩在1956年返回外交部，到巴黎的英國駐法國大使館擔任商務參贊，1959年升任參贊。[2]同年，他又借調到殖民地部，到香港出任港府政治顧問，負責就政治事務向港督柏立基爵士提供意見。[3]
麥理浩在1963年升任外交部遠東司司長，主管遠東地區的外交事務，任內在1964年獲CMG勳銜。[2][8]工黨威爾遜政府在1964年10月上台後，麥理浩在1965年獲指派擔任外交大臣首席私人秘書，先後在1965年至1966年、以及在1966年至1967年間，為邁克爾·史都華德（Michael Stewart）和喬治·布朗（George Brown）兩任工黨外相工作。[3]其中，布朗一向以作風急進著稱，加上他有酗酒的習慣，使得麥理浩擔任他的首席私人秘書期間，經常要徹夜工作，而且要承受鉅大的工作壓力，從而進一步培養其堅忍的意志。[7]
不過，麥理浩任內也險些仕途止步；根據2007年解密的一批政府機密檔案透露，麥理浩曾在1967年大意地將一份重要的機密檔案遺留在倫敦攝政街的蘇格蘭皇家銀行分行，該機密檔案內有首相威爾遜致美國總統林登·詹森關於越戰的電報。[9]有關事故在當時一度被視作「嚴重的保安疏忽」，再加上較早前也有一名國防部官員犯下同類過失而接受軍法審判，使得麥理浩也有被紀律處分的可能。[9]雖然如此，布朗對麥理浩有深刻的印象，除了稱呼他作「我那位憂鬱的蘇格蘭人」（my gloomy Scot），也相當欣賞他的才幹。[2]所以在事件發生後，布朗即向威爾遜辯解，指出麥理浩非常能幹，解釋事故是因為缺少休息時間所致。[9]在布朗的幫助下，再加上那份機密檔案沒多久被另一位外交部官員撿到，政府最終信納事件的嚴重程度較輕，免卻向他採取紀律處分。[9]
在二戰後期，麥理浩曾經在1944年至1946年間擔任英國駐福州署理領事，並在二戰結束後從皇家志願後備海軍退役。[2][6]在華的經歷使麥理浩對中國產生濃厚興趣，也學會說國語，[3]他不單止放棄殖民地部的工作，並在1947年5月決定正式轉投外交部，出任英國駐漢口署理領事，復於1948年出任署理總領事。[6]麥理浩在1949年進一步升任為一等秘書，但同年中國大陸主權易幟，國民政府因第二次國共內戰失利而敗走台灣，共產黨在中國大陸建立政權，麥理浩被迫在1950年1月調返倫敦的外交本部，轉為協助馬歇爾計劃的實行。[7]
在1951年，麥理浩獲派到位於布拉格的英國駐捷克大使館，出任一等秘書（商務）兼領事，嗣後於1954年借調到大英國協關係部，於威靈頓任職英國駐紐西蘭高級專員公署辦事處主管。[6]麥理浩在1956年返回外交部，到巴黎的英國駐法國大使館擔任商務參贊，1959年升任參贊。[2]同年，他又借調到殖民地部，到香港出任港府政治顧問，負責就政治事務向港督柏立基爵士提供意見。[3]
麥理浩在1963年升任外交部遠東司司長，主管遠東地區的外交事務，任內在1964年獲CMG勳銜。[2][8]工黨威爾遜政府在1964年10月上台後，麥理浩在1965年獲指派擔任外交大臣首席私人秘書，先後在1965年至1966年、以及在1966年至1967年間，為邁克爾·史都華德（Michael Stewart）和喬治·布朗（George Brown）兩任工黨外相工作。[3]其中，布朗一向以作風急進著稱，加上他有酗酒的習慣，使得麥理浩擔任他的首席私人秘書期間，經常要徹夜工作，而且要承受鉅大的工作壓力，從而進一步培養其堅忍的意志。[7]
不過，麥理浩任內也險些仕途止步；根據2007年解密的一批政府機密檔案透露，麥理浩曾在1967年大意地將一份重要的機密檔案遺留在倫敦攝政街的蘇格蘭皇家銀行分行，該機密檔案內有首相威爾遜致美國總統林登·詹森關於越戰的電報。[9]有關事故在當時一度被視作「嚴重的保安疏忽」，再加上較早前也有一名國防部官員犯下同類過失而接受軍法審判，使得麥理浩也有被紀律處分的可能。[9]雖然如此，布朗對麥理浩有深刻的印象，除了稱呼他作「我那位憂鬱的蘇格蘭人」（my gloomy Scot），也相當欣賞他的才幹。[2]所以在事件發生後，布朗即向威爾遜辯解，指出麥理浩非常能幹，解釋事故是因為缺少休息時間所致。[9]在布朗的幫助下，再加上那份機密檔案沒多久被另一位外交部官員撿到，政府最終信納事件的嚴重程度較輕，免卻向他採取紀律處分。[9]
麥理浩在1967年到西貢出任英國駐南越大使，當時正值越戰，實行資本主義的南越和實行共產主義的北越正陷於持久的戰爭狀態。麥理浩任內不單見證美軍對北越的軍事行動，且與美方建立起良好友誼，而美方則認為他理解當地局勢，是當地最可信賴的外交使節之一。[3][7]在1969年，麥理浩在不太情願的情況下告別南越，轉任英國駐丹麥大使，不過他在丹麥哥本哈根的任期並不長久，在1970年10月，英政府宣佈將任命麥理浩接替戴麟趾爵士為香港總督兼三軍總司令。[3][7]為作好準備，麥理浩在1971年6月的英女皇壽辰授勳名單中，獲英廷賜予KCMG勳銜，成為爵士，[10]而英政府還特別補送他往曼徹斯特進修短期的城市公共行政管理課程。[11]
在1971年11月19日，身穿傳統殖民地官服的麥理浩與夫人乘坐國泰航空CX501號班機抵達香港啟德機場，獲輔政司羅樂民爵士等官員迎迓，隨後，麥理浩一行轉乘港督專用遊船慕蓮夫人號橫渡維多利亞港，並於王后碼頭登岸檢閱儀仗，之後再於大會堂內，由首席按察司李比爵士（Sir Ivo Rigby）、政府主要官員和行政及立法兩局議員見證下，正式宣誓就任為第25任香港總督兼三軍總司令，由此展開其長達10年又6個月的港督生涯。[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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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L;DR
在1971年11月19日，身穿傳統殖民地官服的麥理浩與夫人乘坐國泰航空CX501號班機抵達香港啟德機場，獲輔政司羅樂民爵士等官員迎迓，隨後，麥理浩一行轉乘港督專用遊船慕蓮夫人號橫渡維多利亞港，並於王后碼頭登岸檢閱儀仗，之後再於大會堂內，由首席按察司李比爵士（Sir Ivo Rigby）、政府主要官員和行政及立法兩局議員見證下，正式宣誓就任為第25任香港總督兼三軍總司令，由此展開其長達10年又6個月的港督生涯。[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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