鄒家成：為何在我被囚之處十步之遙有一個寄信箱可以寄信，但這宗案件仍會出現

生煎包 2024-08-14 16:43:12

鄒家成今日就未經懲教處批准攜離申訴專員公署表格的控罪被判囚三日，以下是家成向法庭呈交的求情信：

法官閣下：

今日，我希望從三個角度向法庭陳情，為何在我被囚之處十步之遙有一個寄信箱可以寄信，但這宗案件仍會出現。當中涉及解釋：

第一，到底我要干犯本案，才可以寄出一份申訴專員公署投訴表格的理由是甚麼。
第二，到底我的整個行動是在一個怎樣的背景下發生；以及
第三，我對這條控罪的想法。

首先，這次我向申訴專員公署投訴的對象是懲教署。我在表格中主要投訴懲教職員無理撕毁家人交來的兩本佛教書籍，令我無法收取。我干犯本案，是因為囚犯難以投訴懲教署。我的親歷親聞與過往囚權組織報告，都證明投訴人往往會遭到阻撓甚至受懲。就本案而言，由我表達申訴意願的一刻開始，就已經有不同職級的懲教職員前來詢問提醒。如辯方盤問證人時所說，本案的第二控方證人（PW2）林振昌沙展，把申訴表格交給我之後，不單止沒有向我簡述「申訴規則」，更提醒我：「記得執倉，保安實搞你。」另一位幫辦級職員，在閒談之間告訴我：「你拎到都唔會寄到。」還有一位幫辦為了阻止我申訴而說：「據我所知，下面（即大棚）有好多人寄咗都冇回音。」於是我回應：「咁係因為根本冇送到去申訴專員公署，」而我得到的回覆竟然是：「你知就好。」

在法官閣下看來，我的證言只屬一面之詞。但請法庭了解，作為在囚人士，在監獄中權力不對等的情況下要蒐集有力證據，本身就不是一件容易的事。而我亦絕對不是第一個受害者。前幾年就有囚權組織在記招公開，指有囚犯被職員威脅撤回投訴信，甚至阻止信件寄出。亦有兼任太平紳士的前立法會議員批評現有制度下，在囚人士向申訴專員公署投訴困難重重。

事實上，我並非因為單一事件就對監獄的投訴制度及寄信系統失去信心。舉例而言，我此前就其他案件寄出封口信時經已受到莫大阻力。我曾經將法律指示以封口信形式寄往兩間不同的律師樓，結果兩封信都不翼而飛。我要求懲教署的投訴調查組調查此事，但得到的調查結果是「無法證實」。

在監獄裡在囚者幾乎無私隱可言，封口信制度是少數保障在囚人士權益的制度，其原意旨在避免監管者使用檢查信件的權力而隻手遮天。但諷刺的是，在囚者想行使這項權利時，署方的行政權力令其能輕易干預封口信的寄出，繼而衍生因為不能保密法律指示和申訴內容，而令囚權和法律權益受損的不公義。因此，我才決定以另一途徑寄出表格。

交代完行動理由後，我想向法庭展示這個行動在怎樣的背景下發生。首先，我想向法庭交代，我在囚三年以來被懲教拒絕批准的書籍，以及職員提供的理由：

- 由長年為中大新聞與傳播學院擔任講師和顧問的區家麟先生所寫的《二十道陰影下的自由》，用傳播理論去解釋香港媒體自我約束的行為和新聞專業面對的威脅，被懲教職員拒絕，聲稱這本書已經被總部列為禁書，但當中的理由無人解釋過；

- 已故時事評論員李怡先生在香港合法出版的作品《最壞的時代最好的時代》因為封面有一把「雨傘」而被拒絕；

- 由美國反種族歧視及勞工權益運動出身，被視為美國社運重要顧問麗莎費安所寫的書籍〈shut it down〉，是一本以爭取人權為主題的遊記，交代作者 40 年社運經驗裏改變不公義的動機與思路，懲教職員僅以「內容涉及社會運動」為由拒絕批准這本書的中譯版《我們為何走上街頭》；

- 由美國喬治華盛頓大學中國政策學系系主任沈大偉教授出版的〈China‘s Future〉，書中講述中國目前的內憂外患，以及探討國家領導人在不同問題上的決策會令中國走向一個怎樣的未來。這本 2016 年出版的學術著作僅僅因為封面有一個包含五角星的問號，就被時任總懲教主任，亦即本案的第三控方證人（PW3）李子康先生質疑書籍動機不良，他更跟我說：「睇中國經濟可以有好多唔同嘅角度。」但明明剝奪我從不同角度認識世界的人正正就是懲教署。

可能有人會認為：咁你唔好睇咁多政治書籍咪得。然而，在囚人士是絕對有權獲取知識，而我剛才列舉的書籍不單止合法，更是備受學界認可、被學者大力推薦、貼合更生的精神，懲教職員不應利用這些荒謬的理由，限制一個人發展思想的自由。

事實上，非政治書籍被拒批的理由更加荒謬。例如由德國文學作家出版，介紹歷史、文學、藝術、音樂、哲學和風俗文化的書籍《教養》，竟然因為裡面載有一幅文藝復興時期的著名畫作《維納斯的誕生》而被荔枝角收押所的職員標籤為色情書籍，並以內有裸露成分為由禁止我閱讀。鬧出的是一個笑話，但受損的是我的閱讀權利。

官方的說法提到：「任何在囚者如對院所待遇或個人權益不滿，可透過多個渠道投訴」。這些投訴渠道包括總懲教主任或以上職級的官員、懲教署投訴調查組、申訴專員公署、太平紳士和立法會議員。除了懲教署內部的投訴調查組往往以無法證實了結投訴，以及在囚人士難以取得和寄出投訴表格之外，過去 20 年來，申訴專員公署只試過一次有限度地主動調查在囚權益有否得到懲教署保障。經常巡視監獄的太平紳士亦曾經表達過，即使他們巡視時收到投訴，最後都要交由懲教署內部調查組處理，所以能做的事情非常有限。時至今日，仍然有立法會議員會將監獄基本的衛生、醫療設施、圖書館、運動場地、祈禱房間等等類比成五星級酒店，猶如在囚者連一點基本尊嚴都不值得擁有。事實上，我曾被還押的荔枝角收押所幾乎每個囚倉都有漏水、天花剝落、無法沖廁等問題，連囚犯冬天使用的棉被，也因為多番使用和貯存不當而有尿味。如果這些投訴渠道，上述的基本衛生問題為何從未被正視？在囚人士使用這些渠道所付出的成本又是否合乎比例？

囚犯都了解這些困境，故對不公義往往忍氣吞聲。但若果有人堅持投訴，保安組便會以極嚴苛的標準管理監倉作為報復。當中最常見的行為就是突擊搜查囚倉和個人物品。與投訴者一起工作或起居的囚犯都會受到牽連，目的是令投訴者承受朋輩壓力繼而放棄投訴。而所謂的違禁品或違規行為並非洪水猛獸：從其他在囚者借閱的書籍、多於兩期的報章、分享的零食，到管有職員眼中過多的信件、可以用工資購買且無數量限制的 M&M 朱古力，甚至只是暫時未有時間進食的食物，統統都會突然之間被視為違禁。我就曾經因為在臉書發佈的文章被傳媒報導、領取申訴專員公署投訴表格，和表達入稟高等法院申請司法覆核的意願，兩星期內遭到七次突擊搜查。當職員在第七次的搜查中找到一個葡撻，一個屬於我早餐一部份、經批准、合法管有的葡撻，僅僅因為我當日早上日程繁忙（做運動、洗澡、長官巡視、探訪）而未有時間進食，職員就以「未經批准管有一個葡撻」為由懲罰我足足十二日隔離囚禁、十二日無福利（即剝奪閱讀書籍和報章、吸煙、畫畫、打長途電話、進食零食飲品等權利），並且加監一日。此後，突擊搜查才暫時停止。

突擊搜查以外，懲教職員更將我與所有人隔離。自我堅持申訴後，他們不單止要我長期單獨囚禁，更要我單獨做運動、單獨洗澡，甚至調走住在我的囚倉附近、所有與我認識的囚友，旨在置我於絕對孤立的狀態，至今未變。

當懲教職員以極嚴苛的方式解讀在囚者守則，並施以不合比例的懲罰，囚徒可謂走投無路。法官閣下，我並非因為跟職員一言不合就違反監獄規則，更不是刻意對抗懲教署，而是一而再再而三承受不公義的申訴壓力，今次更是牽涉到與我信仰有關的佛教書籍，我才決定以自己僅有的方法維護權益。

最後，我想交代對這項控罪的想法。申訴專員公署投訴表格是一份受保密的文件。當我循正當途徑獲得表格，為了讓表格成功送達公署，我不明白將表格交由律師寄出，會對監獄運作實質產生甚麼傷害。

社會對在囚者的困境長期缺乏認知，每當有人提出改善在囚條件或爭取囚權時，都不乏社會賢達提出「坐監仲好捱過出面」這類論調，彷彿真正的懲罰不是失去人身自由，而是失去做人的尊嚴。一個人的尊嚴體現於其應得權利與自由有否受到充分保障，當我們連維護權利的能力都被剝奪時，這絕對不是一個公義的制度。在一個理想的社會裡，所有不公義理應有一個有效的解決方法，而關於信件的法律條文，正正在保障在囚者的申訴權利。如果這個保障在今日被視為保安漏洞，也不是法庭要處理的事情。

法官閣下，其實自從被警方拘捕之後，我一直感到非常愧疚，這不是因為我堅持申訴，而是我連累了一位初出茅廬、非常盡責、從來毋須我擔憂分毫的律師。不論本案的結果如何，她也定必面對律師會召開的紀律聆訊，我為此感到萬分抱歉。但我絕不會被這份愧疚擊沉，我會化愧疚為戒律，警惕自己日後做事要顧及別人的安危。

我入獄至今接近三年，從這三年的觀察，我發覺「監獄是社會的縮影」這說法頗為準確。當社會的人權狀況衰落，監獄必定緊隨其後。這宗案件只是懲教職員阻撓在囚者行使權利的冰山一角。倘若當權者要社會稱得上真正進步，必須負起責任，從正視弱勢社群的聲音開始。我衷心希望不會再有人以身犯險表達訴求，但我希望這是因為社會上每一個人，都能夠以簡單直接的方式說出自己承受的不公義，達至真正的「以人為本」。而我，會為這個願景繼續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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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大孤兒仔 2024-08-14 16:44:3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