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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0 年代的粉嶺。 圖片來源:Richard Harrington/Three Lions/Getty Images
近年,香港歷史愈來愈受關注,有很多關心地方歷史的民間組織和檔案計劃誕生,有以香港史為主題的書店,當然也有大量相關書籍面世,由科普書到研究面向,滿足不同程度的讀者。香港史研究亦早已走進世界,例如英國布里斯托大學在 2022 年設立了香港史研究中心。1994 年,歷史學家冼玉儀曾經撰文回顧香港史發展,認識早期為香港歷史著書立言的人。
早在 19 世紀,已經有零星關於香港史的著作,不過冼玉儀認為要到 1950、60 年代,學界才對本地歷史有更具系統的研究。雖然當年人數不多,仍可根據不同的背景、培訓、手法、焦點和方法論,大致分為五個群體。
一、南來學者
羅香林於 1963 年在美國留影。 圖片來源:香港崇真會/「開放博物館」(2023 年 12 月 28 日瀏覽)。
其中一批重要學人,是在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從中國大陸來到香港的中國歷史學者。從「主流」中國歷史學者眼中,香港史對於「真正歷史」,即「朝代史」來說實屬邊緣,並不值得嚴謹的學術關注;然而當他們來到香港工作,自然會把部分精力轉向地方研究。第一位研究地方歷史的學者是羅香林,他於 1951 年加入香港大學中文系。他其中一門課是「史學導論」(Introduction to Historiography),其中包含香港歷史的部分,學生會參觀本地歷史遺址。
羅香林在 1959 年發表「1842 年以前之香港及其對外交通︰香港前代史」,是香港史的早年著作。羅香林又研究孫中山在港足跡,並在本地發現大量與孫中山相關的文件和遺址。這班南來學者還包括簡又文、饒宗頤和後來的林天蔚。不過,香港史並非他們主要的研究興趣,他們只是偶爾撰寫香港史文章,而且通常只在香港與主流朝代史交匯時才進行研究。例如簡又文研究宋王臺,是因為據說宋朝最後兩位皇帝逃難時,在今天香港一帶建立了行宮。
這批學者的另一個特點是十分依賴文獻資料,如朝代史、家譜、地方志和石刻碑文,但很少用上非文本資料。他們在過程中發現大量有價值的地方史料,特別是羅香林和林天蔚會有系統地收集家譜,並闡述這些文獻在地方歷史研究中的價值。同樣重要的是,作為當時大中華地區著名的歷史學家,他們把香港歷史納入更廣泛的中國史學領域,令本地史在當時吸引了更多大中華學者關注。
二、西方和日本的人類學家、社會學家
A Chinese lineage village: Sheung Shui 書封。 圖片來源:Amazon
另一批為香港史作貢獻的學者,是來自西方和日本的人類學與社會學家。他們相比南來學者有著截然不同的學術傳統,對中國社會感興趣但又無法在中國大陸進行詳細和密切的田野研究,因此選擇到仍然保存著許多文化傳統的新界。其中一位先驅是人類學家華德英(Barbara Ward),她於 1950 年到達香港,以滘西洲為研究基地。1961 年美國學者波特(Jack Potter)從柏克萊來到香港,研究屏山村的發展。1963 年,裴達禮(Hugh Baker)來港撰寫博士論文,進行一系列田野工作。他居於上水村,學習粵語,深入融入當地社區,並在 1968 年發表著作 A Chinese Lineage Village: Shueng Shui。
其後陸續加入的學者,包括美國的 Eugene N. Anderson 和日本的可兒弘明,二人研究青山灣、John Brim 研究西貢墟市、Graham Johnson 和 Elizabeth Johnson 考察荃灣新市鎮、研究性別、宗教、民間風俗的 Marjorie Topley,另外還有 Robert G. Groves、John Brim、Göran Aijmer 等。
他們各自專注於特定村莊或群體,通過深入研究,發掘出豐富的地方歷史資料,除了文獻資料,還包括口述歷史和民族誌。他們通過觀察風俗儀式、工藝品和服裝、建築、經濟活動、語言、符號和日常行為,為香港史研究增添更多維度,突出現在與過去之間的重要聯繫。這些學者可能更關心如何藉此談論中國文化、社會組織、社會地位、權力和政府、性別問題、家族關係等理論命題,但他們的工作無疑幫助我們理解地方獨特歷史。
三、學者官員
1978 年 2 月,鍾逸傑爵士在鄉議局新年宴會上致辭。 圖片來源:Yau Tin-kwai/South China Morning Post via Getty Images
早年港英政府負責治理新界的官員,也不乏具有傳統漢學訓練的學者。他們處理有關新界村民的工作,有利於收集大量口述歷史和文獻資料,較早期的例子有彭德(Ken Barnett),後來有鍾逸傑(David Akers-Jones)和許舒(James Hayes)。其中冼玉儀形容,許舒是香港首屈一指的歷史學家,其作品結合學術研究、行政經驗和個人見解。到 70 年代又有新界史專家夏思義(Patrick Hase),令這班學者官員更強大。
值得注意的是,對於這些學者官員來說,研究「傳統」華人社會不僅僅是一種純粹的知識興趣。為了統治新界,政府需要對本土居民的習俗和文化,如土地觀、家庭觀、家族關係等元素有實際了解,為此尤其倚重實地官員。當出現土地和繼承權爭議時,學者和公務員經常被請求提供專業見證,甚至被邀請作為法庭的專家證人。在新界,統治者和被統治者對「傳統」的解釋方式會不同,社會權力和學術語言關係錯綜複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