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2010年喺metro免費報紙睇過，印象深刻，在此分享）
中國書院的精神在哪裡？由孔子開始私人講學，便是承擔文化存亡的大業。孔子是因為看見文化的存亡有危機，所以出來撥亂反正。當時大家完全忘記了禮樂的意義，為何要有修養？為可要守規矩？一般人只知道自己身份，只知道自己的地位，卻不知道自己如何做人、做事？這些都是很重要的。古人八歲入小學，學的就是規矩：學應對、學灑掃、學進退，全部都是禮。禮就是修養，要齊整、正衣冠，態度認真，不能嬉皮笑臉。現在的學生誰不嬉皮笑臉？現在的老師，也不理學生這一方面的表現。古人絕不姑息，讀書必須有好開始，先端正自己學習的態度，所以做人的規矩要先學。到十五歲入大學，然後學成人之學、品德修養之學：什麼叫義理，什麼叫生命的學問，那時才明，那時理性的思維才開展，生命的感受才能挖深。
讀書人的志氣
所以，書院的精神從歷史來說是來自民間的講學傳統。這傳統首先有兩個意思，首先顯示讀書人的志氣，人不能向現實妥協、向政治妥協，或向生活妥協。從先秦到兩漢，政治一步步向現實沉入，如果學術亦如此，則文化必然失去高遠的理想，人亦會很局促。所以人要忠於自己的學問，如顏淵，「一簞食，一瓢飲」，用自己的生命去實踐，也就是去見證自己的所信。所以人生世上，生命應該有更大的空間，人應該有高遠的眼光，去成長他自己。從這一點看私人講學，一定是長養人的志氣，提升人格。孔子所謂「君子上達」，即以講習這種生命成長的學問為主。
對文化的憂患意識
其次，書院的精神，不單只要將這種生命成長的學問講出來，他還體會到這種文化時時處於危機之中，必須為之奮鬥。你不要以為讀書只講規矩、講修養、講生命成長；你也不要以為這是一件容易的事，因為現實的壓迫力太大，往往在現實的壓迫下，人慢慢會忘記了或者放棄了自己的理想。若是一人放棄，影響還不大；你說你喜歡庸俗，喜歡放縱那也沒辦法，因為這墮落是你所選擇的。現代人尤其是強調這一點：人有選擇的權利，但你也要為自己的墮落付代價。不過若人人如此，整個家庭、整個社會如此，沒有人再承擔歷史文化的使命，好像現在的社會一樣，那就不堪設想了。孔子擔心的是文化的死亡，所以才要講學。他說：「德之不修，學之不講，是吾憂也。」這也就是《易經》的精神，《易·繫辭》說：「作《易》者，其有憂患乎？ 」就是一種對文化的憂患意識，擔心理想傳不下去，下一代將如何是好？即使我們懂做人，但下一代不懂；若我們不懂教，他們更不懂，哪如何是好？這是一個很嚴峻的問題，這是歷史的危機。讀書人在這時候感到自己責無旁貸，必須站出來講話，所以才講學。
私人講學表現出一種文化的憂患感、危機感。社會愈黑暗、愈沉淪、愈多人迷惘，我們愈要講學、愈要起來弘道，這是一種擔當的精神，也是行義的精神，所謂：「滔滔者天下皆是也，而誰與易之；天下有道，丘不與易也。」孔子講學的動力亦在此處。漢代的經學大師繼承這種精神，在王莽篡漢時很多讀書人受籠絡，但有更多的讀書人不為所動，寧願隱逸，保存節氣。這種對節氣的重視，形成讀書人的風骨：受苦沒有所謂，生活困難沒有所謂，沒有人僱用沒有所謂，住在山林，物資貧乏沒有所謂，能夠如此才能顯示出一種精神。當文化出現危機時，如何是好？讀書人要知道，不可逃避責任，這就是書院精神。書院精神，就是對文化的憂患與承擔，承擔文化理想，用後來張載的話就是：「為往聖繼絕學，為萬世開太平。」
文化慧命的維繫自漢一代，私人講學之風極盛，大師輩出，如馬融、鄭玄、樓望、丁恭、任安、張興、牟長、包咸……從學者由數百人至數千人，都是「自遠而至」（參看《後漢書·儒林傳》）。他們講學場所，被稱為「精舍」、「精廬」。
由精舍開始有教學基地，教學場所，中國私人講學的方式漸漸趨向制度化。因為有了精舍之後，規模漸大，須要管理，有管理則要分工。中國書院到了唐宋時期，便發展出完備的製度。例如宋代的白鹿洞設洞主，負責講學；亦叫「主洞」，或「洞正」。又例如岳麓書院在山上，叫「山長」，下面設「主講」，或「掌教」，掌管教學，與今天的教務主任相當。再下去有副山長、監院、助教，還有很多執役人員。因為生活上起居、管理、服務也需要不少人力，就變成了一個龐大的機構。好像白鹿洞全盛時期有過千人在讀書。
除了職位上的分工之外，他們在山林選址，建築的佈局與寺院很接近。地點選在山林，靠在大自然，遠離塵世，清淨明潔，與現實社會保持距離，亦即與世俗價值保持距離。靠近大自然能令人的生命得到淨化、對內心的慾望有一種洗滌的作用；因為大自然所顯示的是宇宙的生命，即是道的生命，所以在山林中讀書，我們更容易體會到天地之秘密，體會生命與天地之交流，而得精神之超升。所以後來朱熹、陸九淵等，有空即帶學生遊學、遊山，在那裡飲茶、作詩、作對，互相唱和，既和諧又可以切磋學問，互相引發，互相分享。學生在這種情景中往往會提出一些深刻的問題。旅行、讀書、生活、研究、切磋、成長，打成一片，是書院一種很有特色的教學方法。
另一方面，把書院建築在山林，亦可以時常警示我們，要對現實社會進行反省。唯有保持距離，才能易於批判，盡讀書人的責任，向歷史文化交代，而不是向現實交代，如今天的大學教育，就只向現實交待，完全失去大學應有的理想。這「理想」也就是我所說的文化慧命的繼承。讀書人的目標不一定是出仕、做官，當道不行時，便要守道、講學，把理想寄於將來。這一點，才是中國書院精神的歷史體現。這可以說明：為什麼在中國教育史上，真正承擔教育理想的是私學，而非官學；而且都是在官學政治化、利祿化、市場化之後，不忍道統淪亡而繼起的，十分偉大。但亦因為如此，私學在現實上必然受壓迫，受社會政治經濟條件的困擾。學者們只能靠他們一己的道德良知來辦學，支持者亦只能靠他們的善良的人性來贊助。其間許多可歌可泣的事蹟，不但可替中國的書院精神作見證，更重要的是為我們的文化作見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