佢嘅訪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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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5年前的聖誕節,是 Philip Doddridge 的噩夢。
他此生的聖誕節都會想起那一天,那是1941年12月25日,香港保衛戰的最後一天,他和139名戰友被派往赤柱與日軍戰鬥,只有45個活著回來。
傍晚,駐港英軍司令莫德庇與港督楊慕琦在半島酒店向日軍投降。5天後,Philip 所在的加拿大兵團及不少英軍、防衛軍一同淪為戰俘。接下來的44個月中,他被日軍監禁在北角和深水埗的集中營,受盡鞭打、勞役和病痛的折磨。
來到香港的那年,Philip 19歲,他出生於加拿大魁北克的一個小縣城,哥哥早逝,他是家中獨子。18歲參軍,編號E/29986,他隸屬皇家加拿大來福槍團(Royal Rifles of Canada) D連。他是參與香港保衛戰的1975名加軍之一,是其中活著離開香港的1418人之一,是仍能見證75年後聖誕節的17人之一。
「作為一名軍人,我是個敗將,一名戰俘。」今年已經94歲的 Philip,仍想著這件事。聖誕節快到了,香港仍很溫暖,魁北克已經下了幾場雪。Philip 在家中接起記者的越洋電話,聲音很有力,只是說到長一些的句子,中間會不自覺停頓,微微喘氣。「我不覺得自己是戰爭英雄。」他說,「但我無悔參戰。」
1941年,Philip 所在的加拿大軍隊從溫哥華港口出發往香港。
「作為軍人,我必須戰鬥」
1941年,太平洋戰爭一觸即發,Philip 自溫哥華登船,本以為自己要隨軍前往歐洲對戰希特拉,沒想到卻在11月7日抵達香港九龍,3星期後,迎戰南下的日軍。
75年過去了,他仍能記起許多香港地名,例如黃泥涌、石碑山、大潭水塘、畢拿山。自12月7日,日軍攻入香港前一天起,Philip 就駐守在臨近大潭灣的石澳石碑山。隨著日軍攻克城門碉堡,新界九龍在10日內失守,日軍在18日登陸港島,19日攻到他所駐守的大潭灣附近。
1941年,Philip初到香港即參加戰鬥,手持來福槍。
這一日,是香港保衛戰18天中最血腥一日,日軍與英軍、加軍、蘇格蘭營、防衛軍等在黃泥涌峽激戰。Philip 對他所在的加軍另一營隊溫尼柏營士官長奧士本印象深刻,奧士本當日不斷將滾落的手榴彈拋回敵軍,最終縱身覆蓋一枚不及拋回的手榴彈,捨己救人。
Philip 自己所在的來福槍團D連則受命繞過大潭水塘,上畢拿山佔居高位。而途中,年輕的 Philip 一時逞能,「像荷里活電影場景一般穿過機關槍的掃射」,從路的一側猛衝到對面。一旁的少校當即大罵:「趴下,蠢蛋!那子彈上可寫了你的名字!」
而由於19日兵敗,第二天,Philip 隨軍撤退到大潭水塘的另一側,再嘗試上畢拿山頂,但路上卻遭遇日本軍車。他趴在草叢中,清楚見到對方有幾架適用於山地戰的輕便迫擊炮。
「子彈從我頭頂飛過,炸坍了我身旁的草堆。」他回憶說,「溫斯頓·邱吉爾有句話,『生命中最振奮的事,莫過於你被槍瞄準,但卻沒被擊中』。(Nothing in life is so exhilarating as to be shot at and missed.)他說得太對了。」
然而戰事的發展卻並不令人振奮,多人在激烈對戰中死傷,很快入夜,山上又下起雨。撿回一條命的 Philip 與幾人一起扛著腿部中槍的戰友上山頂,戰友人高馬大,他不得不放棄背囊以減輕負重,到達山頂後,在一間廢棄的小屋中累極睡去。
他至今仍記得自己捨棄的背囊中,有媽媽在加拿大給他的新約聖經。幸運的是,中槍的戰友沒有死去,他的聖經在泡了一夜雨水後捲起了邊,但仍能尋回,成了他此後44個月戰俘時光中的重要支撐。
18日戰爭記憶,發生在到埗才3個星期的香港。記者問 Philip,這樣為一個陌生的地方搏命值不值得,他沒有說出什麼冠冕堂皇的大愛詞句,答案真實而忠誠:「我為香港而戰,是因為身在加拿大軍隊,受命要這樣做。作為軍人,我必須戰鬥。」
1941年12月25日拍攝的加拿大戰俘名單。
戰俘生活:「逃出香港是不可能的事」
聖誕節那天,他記得有人流血,也有人流淚。被派去赤柱時,他們被告知對方只有區區15個日本兵,但沒想到實際數量龐大得多,95人戰死。Philip 還記得其中幾位摯友中槍的位置。流淚的,是清點士兵人數的少校。
壓倒性的恐懼,自戰敗日開始襲來。從聖誕節戰敗到12月30日被俘,中間的那幾天,Philip 曾想過逃。作為戰敗一方,他們困於香港島上無路可退,也不知日軍將如何處置他們,乃至於不知香港是否會有重光的一日。
他想過幾種可能性,例如游泳到南丫島。但他也顧慮到,南丫島彼時只有少數的華人居住,自己能夠被友善對待嗎?而最壞的結果,則是被加拿大軍隊視為逃兵,被抓回監禁,甚至槍斃。他還想過,英軍是否有可能重演一年前的鄧寇克大撤退(The Evacuation of Dunkirk)?但他也知道,當時駐港的兩艘英軍艦艇都已經往北去到中國海域,他們無船可搭。
深水埗戰俘集中營,1945年1月。
這是真正的無路可退,在無路可退中,12月30日來臨,他被日軍繳械,運到北角集中營,第二年10月轉到深水埗集中營,直到1945年8月香港重光,才得以獲釋。
集中營的戰俘生活,由鞭打、勞役、營養不良和疾病組成。Philip 很快學會少被打的方法,就是絕不要和日軍看守做眼神接觸,絕不做任何引起注意的事。有人被打到肢體殘缺,有人精神嚴重受挫,獲釋回國後,酗酒、自殺,也毀掉老兵的人生。
Philip 在北角集中營所做的勞役,主要發生在現今已不復存在的啟德機場。他記得那時每天早上坐貨船到達啟德,做挖山的苦工,因為日軍想加長啟德的跑道。到深水埗後,他們改為每天步行幾小時來回工廠,皮靴磨破,試過撿廢車胎,拆橡膠來補。
成日做苦工,卻得不到足夠的食物和營養,他們開始生病。在北角時,Philip 和許多人一樣,口腔潰爛,皮膚敏感,痛風,還有最要命的「電足綜合征」(Electric Feet)和「士多啤梨球」(Strawberry balls,或稱Hong Kong bag)。「電足綜合征」令人雙腳劇痛,沒有藥物,他們只能浸冷水緩解疼痛,或是光腳貼住冰冷的地面。「士多啤梨球」,則導致陰囊發炎紅腫。
更致命的集中營疾病,是可使人窒息而死的傳染病,「白喉」。1942年深秋,深水埗集中營為應對白喉,臨時征用一座大樓為臨時醫院,被俘的3名加拿大軍醫和4名做護工的加拿大士兵,就是全部的醫療團隊。Philip 是4名護工之一。「但藥物是不夠的,醫生也是不夠的,很多人還是死了。」他話聲低了下來。
1945年8月,香港重光後,皇家加拿大海軍派人進入深水埗集中營,釋放戰俘。
44個月折磨,他沒有死。他從未想過逃出集中營,「逃出香港是不可能的事」。能做的只有苦捱。
營中常有傳聞,說蔣介石帶領的中華民國軍隊很快會來解放他們,但每一次都是假消息。困在營中,他們了解外界戰況的唯一途徑,是偶爾會有中文報紙被偷運到深水埗集中營,再靠看得懂中文的華籍戰俘傳遞消息。
「媽媽在那四年(實為3年零8個月)中,非常擔心我。」Philip 說。回國後,媽媽告訴他自己寫了非常多的信寄給他,但 Philip 發現自己從沒有收到過。儘管如此,他在營中時也盡可能多地給媽媽寫信,可日軍審查信件,不允許戰俘寫「我很好」之外的任何其他事。
「於是我就寫,『媽,我很好』。」他說,「但實際上,完全相反!我一點都不好。」他努力寫的信,媽媽收到了兩次。
給香港政府的話
Philip今年已經94歲,現居住在家鄉魁北克。
1945年回到加拿大後,Philip 入讀了喬治亞·威廉士爵士大學(Sir George Williams University)教育科系,成為一名老師,後來結婚,生下一個女兒。他是少數在戰後恢復得不錯的老兵,身體也硬朗,不忍昔日戰友被遺忘,和幾位健在的老兵一起成立了加拿大香港退伍軍人協會(HK Veterans Association of Canada),幾年前成為主席。
他為在香港保衛戰中犧牲的戰友建造墳場,在加拿大故土立下「衣冠冢」。渥太華常有老兵紀念活動,Phililp 白髮蒼蒼,腳步沉沉,還是經常出席演講。去年,他參與的甘德中士紀念公園揭幕式,是他最近常常提起的故事。
1941年10月27日,加軍抵達香港後尚未開戰,士兵們與甘德在一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