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7年左派暴動，進一步增加了英國在港統治的不安全感，令英國人不得不認真思考如何應對97問題，畢竟當時距離新界租約期滿，只有30年。到了1970年代初，隨著中英關係有所改善，一些英國外交部官員認為，中共日後同意延續新界租約，並非絕無可能。可是，即將到香港出任總督的麥理浩，在1971年10月的最高機密書信中指出，固然英國在談判時，可以向中方爭取續租新界，但他相信英方能夠爭取到的最佳方案，是香港在1997年後，成為中國主權下的「特別行政區」（"a special administrative district"），以令「外國人可以在香港繼續居住」（"would facilitate the continued residence of foreigners"）。
至於如何令日後中國政府會同意「香港特別行政區」這個安排？麥理浩認為，必須要令香港各方面的生活質素及發展水平，遠遠優於中國（"ensure that conditions in Hong Kong are so superior in every way to those in China"），從而令中國在決定將香港吸納入其境內時，有所猶疑顧忌。所以，近年的香港史研究已發現，麥理浩時代的各種社會民生重大改革，主要是為了增加英方在日後前途談判時的籌碼。麥理浩在1974年的外交部絕密書信《管治香港的目標》中就清楚說明，要盡一切方法，將香港建設為「模範城市」（"a model city"），所以之後就有「十年建屋計劃」等各種前所未有的民生工程，香港從此進入黃金時代。
結果，一如麥理浩所料，北京真的不讓英國在1997年後繼續統治香港，但為了保持香港的利用價值，以及防止香港出現「人踩人」式的信心危機，就承諾日後香港實行「一國兩制」，成立「香港特別行政區」。
由此可見，香港「一國兩制」的起源，是早於1984年，以至早於前途談判之前，而是在1971年麥理浩提出「特別行政區」這個概念時開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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