產業單一致學歷貶值　大學生不再吃香 職業大學/高中應雙管齊下

在過去，「知識改變命運」是人人信奉的真理。學而優則仕，教育的確在中西方歷史中都充當向上流動的叩門磚。知識是否等於學歷固然言人人殊，但放在上世紀末至本世紀初，香港的大學畢業生仍能憑一紙大學文憑，實現生活的改善、階層的提升。智經根據政府數據調查得出，2002年的學士畢業生，在畢業十年內收入中位數仍能跳升八個級別，至收入最高的20%。研究生、自資和資助副學位畢業生亦分別爬升三個、十個、八個級別，反映當時各種學歷均有一定的向上流動性。

然而如今，專上教育這塊叩門磚似乎正在逐漸失效，完成專上教育的在職貧窮人口不斷上升。2017年，政府發表的《2016年貧窮情况報告》顯示，擁有大專或以上學歷的在職貧窮人口連續第四年上升，由2012年1.84萬人增至2016年的2.83萬人，當中擁有大學學位者高達1.7萬，較2012年的9,300人多約八成。新世紀論壇2017年的研究指出，1996至2016年間持大學學歷者的收入中位數下跌5.5%，其中收入最高的10%人士的入息跌幅更達13.6%；該組織另一份研究更指出，副學士或高級文憑等大專畢業生的收入中位數在1995至2015年間跌幅更達17.4%，以至於他們在2010年的收入中位數與高中學歷勞工幾近相同，而在1995年時，前者比後者的收入中位數高出19%。

為何這一條過去最為尋常的向上流通的道路，如今逐漸行不通了呢？其中一個核心原因在於單方面增加專上學額後，勞工市場無法做出相應調整，提供足夠的高技術職位。

上世紀九十年代，大學資助學位一直保持在14,500個，入學率只有18%，遠較其他亞洲地區，譬如內地、新加坡的入學率低。2000年初，政府為決定擴展專上教育，承諾將專上教育普及率由33%提升至60%。專上教育急速擴展，僅最初的十年，擁有專上學歷的15至24歲青年人口比例，就已上升近20%

然而勞工市場並沒有做好準備接納徒增的專上學歷持有者。2016年，立法會《人力調整為香港帶來的挑戰》指出，1994至2015年新增85.4萬學位持有人，令持學位的人佔整體勞動人口比例由1994年的9%大增至29%。可是，同期的經理及行政人員、專業人員、輔助專業人員等較高技術職位只有66.6萬個，即不到新增專上學位持有人的八成。即便經理、專業人員及輔助專業人員等較高技術職位有所增長，但根據人口普查，從2000年初起，這一類的增幅主要歸功於相對低技術性的輔助專業人員（由1991年的10.3%上升至2011年的21.1%），意味着薪酬較高的經理及專業人員職位相對有限。勞工市場根本沒有做好準備接納擴招後的專上學生，以至於更多的大學生只能流向低技術職位，導致學歷通脹問題，減少了教育促進社會流動的可能性。

2008至2015年約有26%持大學學歷的新增工作人口從事文員、服務及銷售等工作，為1994至2001年的12%的兩倍多。《2016青年報告》顯示，35.6%的青年工作人口為「服務工作及銷售人員」，高於全港比例（18.8%）。同時，22.9%的青年工作人口為「文書支援人員」，亦高於全港比例（15.5%）。學歷職位錯配之下，青年容易流向低技術崗位，自然導致專上學歷在職貧窮的增加，也讓專上教育難以再成為促進社會流動的重要工具。

在階級壁壘已經成為香港青年爭取專上教育機會的阻礙的同時，專上教育本身也逐漸喪失打破階級壁壘的作用。對於如今的香港青年來說，「寒門再難出貴子」，「書中再無黃金屋」。貧窮青年欲向上流，難上加難。

除了工作與學歷錯配，產業結構單一也是大部份年輕人難以向上流的關鍵。現時香港的產業發展偏重金融、物流、專業服務和旅遊業，無論行業還是具體職位，青年人的選擇範圍都相當有限，成為窒礙社會流動的因素。

首先，產業結構單一會是導致部份青年學歷貶值的原因。冠域商業及經濟研究中心主任關焯照就指出，由於香港經濟結構轉型，偏重工程、金融、醫科等等，欠缺相當數量的人文學科、純理科等相關學科的職位空缺，以至於這些接受這類學科教育的青年難以找到相匹配的工作，發揮所長。最終只能流向普通文員、銷售等崗位，難以向上流。正如香港大學社會工作及社會行政學系教授葉兆輝的分析，「本港產業鏈狹窄，部份大學生仍在從事只需要中學學歷的工種，市場上沒有適合他們的工作，難以被吸納，向上游機會低。」扶貧委員會的《2015年收入流動性研究》就印證了這一問題。報告比較了2006/07與2011/12學年各學系資助學士畢業生首年的相對實質收入，發現人文學科學生收入跌幅高達8.9%，為眾學科之首。

然而這個問題不僅僅存在於接受過專上教育、但專業匹配度不高的的青年群體中。任何青年，若是有志於發展目前主流產業以外的行業，都面臨着難以向上流動的困境。比如創意、藝術等新興產業，由於相關行業在香港未得到大幅開拓，其發展的空間亦不大。對於不想從事主流產業的青年來說，其要麼只能在感興趣的行業做一隻艱苦的拓荒牛，要麼只能流向飲食、零售、倉務等基層職位。產業的單一，限制了許多青年發展的可能性。

無奈的是，根據現時發展情況，香港的產業結構難有突破。勞工及福利局《2022年人力資源推算報告》預計，2022年時四大產業的人力需求將佔屆時總人力資源需求51.9%。那麼部份青年人要麼從事自己不擅長或不感興趣的香港支柱產業，要麼教育無法找到對口工作的情況會繼續惡化。北京港澳學人研究中心研究員車苑瑩、秘書長鄭媛文於2016年2月撰文指出，從數據可預期，短期內香港的產業結構不會有太大變化。產業結構多元性不足的最大影響，是市場對勞動力需求過度集中於支柱產業。如果未能有相關措施，產業結構單一導致的勞動力需求失衡將持續影響很大部份青年人的職業生涯，進而形成向上流動的阻力。

推廣職業專才教育專責小組周三（29日）向教育局提交檢討報告，建議在中學、大專、商界和社會推動職專教育的方法。18項重點中較注目的是發展「應用學位」，放寬專上院校半成「非常規收生」上限，加強高級文憑角色。在打通升學階梯以外，報告建議進一步爭取學校、師生和家長認同，令他們相信職專教育跟學術教育的前途同樣光明。

次等印象揮之不去

職專教育一向給人較學術教育次一等的印象，部分源於公眾看重大學資歷。這不止於抽象觀感，亦體現於具體的評核及大專院校收生準則，例如文憑試的應用學習科目評核不設第五級，最高只有第四級，學系不承認應用學習成績等。在2018/19學年，僅約9%的中五學生修讀應用學習課程。

並非全部學生均樂於在文法中學學習，勉強讀書應試，既虛耗光陰，成績差也可能打擊求學意欲、自信和仕途。再者，學生具備職業訓練的學科有助擇業。近年社會開始倡議重振職業教育，增加學子出路。

報告確立職專與學術高等教育同等

報告提出三個主流選擇，包括綜合型大學、主力開辦應用學位的應用科學大學、以及職業學院，並透過先導計劃試驗成效。

共識難以達成，相信除了各種模式有其優劣，亦因為改變觸動院校利益，例如部分學系會被取消，減少學系選擇以至財政來源。較可行的選項是，推動職業訓練局屬下院校和開設較多應用科系的受資助大學（例如理工大學）轉型為應用大學。就此，院校之間要摒棄門戶之見，加強互補合作，政府則須撥出足夠資源協助轉型，公營機構開辦的職業學院亦可與大學合辦高級文憑至學位的課程，結合訓練和實戰經驗。

在中學層面，報告建議職專教育主要由現時文憑試學制擔當，例如在應用學習科目推廣職專教育，加強支援獲資歷架構認可的校本職業訓練課程等。此做法誠然對中學體制變動較小，師生家長容易接受。但是，當應用學習及職訓課程困於文憑試制度，就難以發揮職專教育的最大功效。當局可另立「職業訓練高中課程」，由中四開始分流，職專教育的學生毋須跟從主流，在中六畢業後才轉換求學跑道，而不論循文法還是循職專教育升學，均有條件攻讀上文提及的應用科學大學或職業學院，取得社會認受的高級文憑或大學學位資歷。這類雙軌並行的升學階梯，見諸於瑞士、德國和新加坡，值得香港取經。

社會逐漸認許職專教育，已經得來不易，但報讀文憑試應用學習課程，以至在中學轉讀職業訓練課程的人數不見得明顯上升。既然政府銳意推動職專教育，教育局應早日推展報告提出，涉及應用學位的先導計劃，進而籌劃學制改革，培養更多具備專業能力的青年人才。

迷信入讀傳統大學 港生迴避選修ApL

現時ApL最高成績「達標並表現優異（II）」只被視為等同文憑試第4級或以上，讓ApL淪為「次等學科」，構成「讀唔成書」的學生才會選讀的標籤，即使成績優異的學生有意選讀，亦會考慮到可能影響升學而卻步。

雖然現時應用學習課程內容實用且吸引，能提供機會給高中生探索生涯志向及啟發多元發展，但在銜接升學與資歷認證方面，未如芬蘭理想，大幅降低學生選讀意欲。

平情而論，歐美國家社會福利政策及社會文化上與香港差異甚大，不能照辦煮碗把其教育體制移植到香港，理應在香港社會框架下，參考外國成功經驗，擇善而從。

自資高等教育聯盟主席鍾志杰表示，學術教育固然重要，但隨着科技發展日新月異，傳統學術教育訓練或未能培訓相應人才，應擴展應用教育，以補現時不足。他續指，相對於外地，香港應用教育方面還是新手，不能一蹴而就，過於倉卒定會帶來極大迴響，應先樹立好的應用教育榜樣，循序漸進地推廣應用教育。

他建議為應用教育學生提供更多到企業參觀與實習的機會，甚至到外國的應用教育院校作短期交流，讓學生及老師能從中取得經驗。他分享道：「曾經在外訪時會見德國的部長級官員，他們很自豪地表示自己是應用教育體系出身的」。鍾志杰認為，當香港最優秀的學生也會考慮選擇應用教育，讓人不再感覺是次等學科，就是理想的狀態。

新加坡則在去年3月提出名為Subject-Based Banding（SBB）的教育改革，取消在中學按成績分流。因為他們理解到，如果從初中就開始分流，容易造成標籤效應，把中學分成一等學校、二等學校，等等。

郭凱傑強調，當我們評價世界趨向、參考海外經驗時，亦要顧及到可能會帶來問題，切忌矯枉過正；需要留意到一方面各地愈來愈重視應用教育，另一方面很多地方都着重在高等教育方面推行，反而在中學分流並沒有做得很明顯，甚至「走回頭路」。

他指出，現時大學教育資助委員會（UGC）資助大學開辦或更新一個課程，審批過程需時過長，而應用學位最重要是與時俱進。倘若課程像過往會考時代為人詬病的電腦與資訊科技科（CIT）般，仍教授幾近淘汰的舊程式語言，課程便會失去吸引力。反之，自資院校開課較能回應市場需求，如果它們見到某些業界需要後有意開辦一個課程，可能一年時間便能做到，這個靈活性能夠幫助自資院校更易開辦應用學位。因此，他認為該從自資院校作為切入點，反向地刺激傳統教資會資助大學，形成良性競爭

社會高度參與是歐洲國家職業教育最鮮明的特色，職業教育目的是為了培養能與社會及企業對接的人才，因此學校會緊貼社會及企業的人力需求。在課程開發時由不同行業的僱主、工商界代表、專家、老師及學生共同參與，企業參與整個教學過程，學生在企業及學校之間往返，形成「三文治式」學習。相反，香港大部份院校都是自行尋找企業合作，鍾志杰認為這差異源於西方國家政府與企業之間有很多不同協會（chamber）作為橋樑，讓企業提供一定數目的實習崗位，給予修讀職業教育的學生，在香港沒有這類型的協會。

政府需要整合資源 助職專建良性循環

對於促成職業教育與業界的合作，郭凱傑認為涉及數個重點。一是政府怎樣強化整體的規劃，其中牽涉到跨局規劃；二是政策層面上有很多事可以做，例如怎樣從一個經濟上的規劃去到人力上的規劃，再去到教育上的規劃，再把它們連貫起來，使得開辦出來的學位符合社會及業界需要。

他認為新加坡是一個很好例子，它們有一個國家人力資源計劃委員會，從經濟、就業及教育規劃三方面協調相關政府部門。現時香港政府有一個由政務司司長張建宗主持的人力資源規劃委員會，但郭凱傑留意到，這委員會從2018年至今只是在資料性層面做得比較多，例如升學就業網站及諮詢平台，在規劃層面上就着墨較少。

郭凱傑說：「很簡單，當政府考慮完經濟規劃，人力資源需要什麼人，再想教育，少不免就會碰到學位的分配及規劃。」他認為教資會都應該參與其中，政府不應該僅僅鼓勵院校多點找業界合作，而可以做得更多，從政策層面上支持整件事發展。

再者是教育資源，現時UGC一年的學費單位成本是242,000元，學生只需支付42,100元，餘下由政府資助，自資院校則沒有這筆資源。現時雖然有指定專業/界別課程資助計劃（SSSDP）及免入息審查資助計劃（NMTSS），但兩者均是針對學生的學費資助，院校沒有受惠。鍾志杰表示，應用教育成本較大，又未必有很多同學選擇，自資院校即使不求營利，也要考慮會否虧本，否則無法維持教育。他續指，若自資院校需要開設應用教育課程，政府應提供一定支持，現時只有一兩間院校開辦比較應用型課程，理應更多院校參與，才能讓社會對此更加尊重。

政府在最新的《施政報告》中推出「自資專上教育提升及啟動補助金計劃」及「改組自資專上教育委員會」，支援自資院校開辦符合市場需要，但成本高昂的學位。郭凱傑認為這樣打破了過往自資院校要自負盈虧的思維，或能給自資院校更多幫助。

點解唔改善香港產業單一嘅問題，反而要搞埋d職訓課程？
其實個個入u咪又係為咗搵工

被美利堅合眾國食咗幾次

比真文學院毒男69咗幾多次

可能產業單一好難短時間內處理到
的確 讀得大學無非都係想搵份好啲嘅工
唔通做義工咩

冇用但唔讀唔得
照篇文咁講，讀唔倒大學d人咪好廢

咁慘

香港政府終於發現產業單一

政府反應慢過人

大學生居然唔識用積車

香港除咗金融賣樓保險 仲有咩做啫
睇八大加自資都有BBA就知咩事


數碼科技？ 數碼港拎嚟起樓
製造業？ 支那搶曬生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