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化名)是行內知名 導演/編劇,喜愛寫原創作品。有段日子,他常提着故事到各電影公司叩門。這種身份,通常夾在投資者和基層員工之間。對於剝削問題,他說:「這一行係咁,我慣了。」他常常會有了想法,先找投資者前會找同輩創作人去做點籌備工作,例如找插畫師先畫造型,但嘗試多次,發現這樣『賣橋』的成功率太低,「幫忙的插畫師變成了無償工作,我也越來越不好意思,試過過後請她吃飯,希望她不要見怪。」
這種創作方式,通常投資者都沒有在籌備期打預算,變成了連他這個計劃統籌人在內,開始時總是免費工作,他也習慣了,「也試過有一家大公司要我去籌備一個Project,預了一萬元出來找人畫十個造型,每張一千(港元)。」這做法上的差異,是否說明了沒有行規下,做法因個人道德而異?「看個人道德、看交情,看你自己有多想它能開拍,因為很多時是大家只是有個想法,就付出一點去試一試,若然成功,電影就拍得成,不行的話也是心甘命抵。」
「如果我是老闆,你剛畢業,你一來就說有薪水才開始寫,我是老闆也覺得為難。你怎證明自己的能力?」中年的他說來有點像年輕人口中的「老屎忽」,但他又說:「不過有些人寫了十稿,拖了半年都沒有收過錢,那自然也不對,畢竟這一行裡面有好多壞人。」他直言小本製作,很多時是一班創作人太想做成一件事情,因此「煲無米粥」當成閒事,但大公司總不能長期這樣運作。
談到開筆費,他說:「有就當然好啦。」
史高西斯跟編劇保羅舒里達說:「你我之間,存在着比紙張更深厚的東西。(香港編劇權益聯盟FB截圓圖)
兩代相撞 「陳果是好老闆!」
紀陶也贊成開筆費做法,雖然他個人沒有嚴格執行,「從前的電影公司一旦將劇本立項,會計部就會有預算,負責的編劇聽到,會覺得穩陣一點。要立開筆費,最好不是由編劇自己去做,而是由老行尊找編劇出身的百鳴哥(天馬娛樂黃百鳴)帶頭去做,這樣慢慢把它變成了行規。」
但沒有人帶頭去做,想改制度的人,往往像搞革命,「香港編劇權益聯盟」成立後先跟「香港電影編劇家協會」打招呼、約見面。後者由著名編劇們組成,平常會開收費編劇班,由文雋等名師教導。協會前任會長是莊澄,現任是劉浩良,「他們成員有200人,估計全港編劇有1,000人左右吧。我們先寫了十頁章程,又收集問卷,搜集了行內剝削的個案等等。」他把資料都列印出來,雙方見面,他說雙方一談到欠薪及開筆費,協會負責人之一說:「難道你寫得差我還要付你稿費?我要看已是浪費時間,當然是『得』先給錢。」任俠說對方來人都是圈中名人,姑諱其名,但強調這是原話,「我說,你找個秘書打字都要付薪水啦。你可以出一個低價,不滿意可以Cut,可以試用,但試用期也要錢嘛!」
小小的開筆費,雙方沒有共識,自然也談不攏。
除了開筆費,權益聯盟提出多項訴求,包括加強教育,希望入行的年輕編劇能知道怎樣簽約,保障自己,「談到這裡,一名大導演說:『錢從何來?不會由我們出吧?』任俠建議收取會費,提出聯盟願意做前期義工,但日後辦活動總要資源,大導說:「我收一千萬一個劇本,每人給1%也是十萬,你當我是傻子?」任俠強調,你的劇本收一千萬,但小的才收幾萬,「想想雞蛋吧,別老是想自己。」
聯盟當初找編劇家協會,是希望他們降低入會門檻,因為編劇家協會「撰寫兩齣合符金像獎資格的長片」這入會準則門檻太高了,「港片一年才拍40-50齣,要寫兩齣長片,很難達到。」同時因為香港電影製作大減,像美國大導演史高西斯新作《愛爾蘭人》也是直接在Netflix上架,希望能讓大銀幕外的創作也計算在內。他們參考美國編劇工會(WGA)做法。WGA會員除了電影編劇,還包括電視、遊戲、甚至是App的創作人,門檻在網站列明,十分清晰:工作一周得2分,為電台或電視撰寫放映時間30分鐘以內故事有3分,替電影院放映的作品撰寫任何長度故事/替電台或電視寫30-60分鐘節目有4分,在電視或電影中出現Created by(由某某人創作)得6分,替電台或電視節目撰寫60-90分鐘故事/替電影寫劇本或替電台廣播劇寫30-60分鐘劇本8分。如此類推,網站上列明細則,3年內達24分就夠資格入會。
雙方談了幾次,最終不歡而散。他說:「早料到會這樣,否則也不會成立二十年都沒改革。現在情形,是(欠薪)變成了行規!」
其實開筆費並非新事物,它歷史悠久,「李敏跟我說,她自己入行也是有前輩教她要收開筆費,但到現在它還不是行規。」任俠說:「美國編劇協會一直替同行爭取權益,嚴禁『畀稿』。我們一直想杜絕以行規為名的剝削。一直教育新人,未收錢你的腦袋就不屬於對方。香港的行規是:你寫好一點才收錢,寫好才落名,大把人想替我工作啦!」圈中流傳王家衛會跟年輕說:你替王家衛工作還想收錢?
入行前,那些在大銀幕的名字都是他的偶像,今天,味道變了。敬重的前輩有嗎?他們提到陳果、李敏(有甚麼需要幫忙總會答應),也尊重杜琪峰,「陳果是好老闆,每次他都會親自打來,提我就要過年了,要花錢,快點來出糧。又試過讚我寫得好,多付我三成稿費。」不過跟陳果合作無間的紀陶直言,陳果的好,常導至他吃虧,「他會跟年輕人說你可試寫寫,錢不多,兩萬塊錢,結果寫出來的劇本根本不能拍攝,但他也會照付劇本費。」
記者曾多次聯絡編劇家協會提出採訪,起初身在北京的現任會長劉浩良答應很想回應,後來改成電郵回覆,著記者寄出問題,以作書面作答。問題寄出後約一星期,協會表示執委討論過後,不會參與是次採訪。
(圖:陳果《三夫》,紀陶是編劇之一。)
韓劇編劇地位高
聯盟認為,提昇編劇地位及待遇,長遠對行業最健康,荷里活是這樣,近年影視娛樂業旺盛的南韓也一樣,「韓國行編劇中心制,一旦批了編劇的劇本,你要作每個更動都要提出足夠的理由,他們的編劇很強勢,劇集推出時,宣傳往往以著名編劇作宣傳重點,地位高到不得了。」
南韓重視編劇,當地有「韓國放送劇作家教育院」,專門培訓編劇。韓劇製作採「PD合一」制,即導演(Director)、監製(Producer)被稱為PD同為一人。韓劇了一般邊拍邊播邊補拍,劇本只寫了1/3就會開拍。由於製作期緊迫,導演無瑕再創作,劇本好壞對作品成敗更為緊要。又因為劇集多以家庭及愛情為主要題材,女性編劇數量遠超男性,例如金銀淑(《卡布奇諾之吻》《秘密花園》《繼承者們》、朴智恩(《來自星星的你》)。此外,編劇也對作品有著作權,若作品要再複製、發行,都要書面通知編劇,並會支付編劇重播費。知名編劇的收入,甚至高於知名導演和明星。
香港編劇薪水遠低得多,本來讀建築,後來轉行執執筆寫故事的阿茄感受更深,他在TVB工作過,現為自由工作者,他形容電視台:「他們根本不愛制度,喜歡人治。」他自言在香港影視圈工作,別說薪水,是常常沒有勞動尊嚴。任俠:「我看過一齣紀錄片,在荷里活,有位仁兄是專門拍攝Car Scene時搖動車身的,他很自豪,說沒有他電影根本不能開拍!然後描述車要過彎,下雨開車都有不同震法。人家總說別談荷里活,那遠的不說,在台灣,鏡頭推軌員都在談呼吸感。」
香港的流行文化,本來領先亞洲,甚至獨步全球, 今天在他們心中也沒有變樣,「一談到香港文化,香港人都有強烈自卑感,但2019年的運動文宣、短片,好多都是世界級的。只不過一經老闆,他說不喜歡,就把顏色,事情馬上變調。」
二人認為時代很壞,但好多好的電影,都在壞時代拍攝。說到要「放棄老鬼」,下一步他們打算聯同香港的年輕電影人,各自以手機配現場光,低成本拍攝,各自創作短片,仿傚Dogma 95(按:1995年,在丹麥由Lars VON Trier及Thomas Vinterberg啟動的電影運動),「舊的香港電影已死,放棄它吧。重拾獨立精神,讓我們重新開始吧!」
二人已開始了拍攝,短片運動的細節,稍後公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