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0:00:06] 主持人:這個禮拜發生了相當多的事情,我們先從香港的國安法開始談起。香港國安法通過之後,美國方面的動作似乎僅止於切斷留學生的技術輸入管道以及取消獨立關稅區。這樣看起來,似乎沒有超過中國共產黨當時推動這個法案所預期的損失。但是美國好像也沒有辦法再針對這些事情做出更大的動作,例如說準備撤僑之類的。是這樣嗎?
[00:00:36] 劉仲敬:這只是一個籠統的議程而已,實際上具體的措施至少需要幾個月才能夠完成。按照對等的原則來說的話,只能用具體措施針對具體措施,用籠統聲明對待籠統聲明。撤僑這個事情是針對戰爭的。一定要在動了武以後,或者在馬上就要開始動武的時候,才能開始撤僑。
[00:01:07] 主持人:通過香港國安法這件事情,對於增加共產黨在香港的基層社會統治力其實並沒有幫助,對於九月的香港立法會選舉也頂多是好壞參半,而且還引來了很不好的國際反應。您認為中國共產黨為什麼要做這種吃力不討好的事情?
[00:01:26] 劉仲敬:這個不是中國共產黨做的,而是習近平在做一個毀黨造黨的工作。這像是魏孝文帝遷都洛陽一樣,如果他不是以對南齊發動戰爭為藉口遷都洛陽、以遷都洛陽為藉口消滅鮮卑原有的軍事集團的話,靠他原有的實力是消滅不了這個軍事集團的。香港是共產黨的一個重要節鎮。消滅香港並非共產黨的傳統政策,它恰好是毛澤東堅決反對的。蔣介石對於消滅香港倒是很有興趣,而毛澤東一直是堅決反對這麼做的。香港是改革開放幹部集團的命脈所在,這個還是次要的;而且,它是黃俄匪諜集團的核心通道。香港的遊行示威是流品混雜,很多金主都來自於以上的兩個集團,並不是像民主小清新想像的民主和專制的鬥爭。這兩個集團在黨內和全世界的工作、生活和私人利益,都非常有賴於香港作為門面經濟中心的存在。改革開放幹部集團需要的錢多半是從這裡來的。匪諜的工作方便,不要說別的,克格勃也非常依賴香港。
[00:03:07] 香港是一個十九世紀城市,它既是零稅率、零管制的自由港,又是按照十九世紀員警工作方式管理的一個不設防城市。直截了當地說,就是那種在布爾什維克興起以後隨時可以陷落的、舊式的、茨威格時代的十九世紀城市。而在麥卡錫主義以後的時代,這樣的地方已經基本不存在了,例如在美國就不存在。或者直截了當地說,1930年代的蘇美進出口貿易公司那些東西,在1950年代以後的美國社會是會被抓的,但是在香港不會,是可以自由活動的。這樣的地方對全世界都是極少的。而英國人不取消香港這樣的地位,也是有意把它留作一個各方活動的口岸。例如,在香港所做的事情,你到馬來西亞去做的話,保證你蹲一輩子的監獄。而且,這對於雙方是不對等的,克格勃和紅色陣營對香港的需要比西方國家還要大得多。而習近平消滅香港,本身就是他反腐和黨內鬥爭的重要一步棋。在意識形態上講,鮮卑軍事貴族無法反對對南齊開戰、掠奪戰利品、擴大領土的這個極其正當的理由,儘管他們明知道這樣的動機和實際效果是要做掉他們。黨內的權貴也無法反對習近平對香港下手,因為這是中國共產黨對境外敵對勢力的鬥爭。但是境外敵對勢力根本不缺一個香港,而匪諜集團和改革開放幹部沒有香港以後是會立刻斷氣的。立刻斷氣,一方面是錢沒有了,另一方面是它的組織關係也會變成斷線風箏。
[00:05:11] 為什麼這是一個毀黨造黨的過程呢?這跟共產黨的傳統結構有關。共產黨的傳統結構是什麼?黃俄匪諜系是它的核心,山東老幹部是給他們打雜的,儘管人數更多。後者相當於滿洲帝國的漢軍,漢軍算個屁?幾百個八旗子弟駕馭幾萬漢軍都沒有關係,儘管從人數上來講山東老幹部是最多的。在1949年和1950年,比如說在天津,甚至是在河南的漯河和焦作這些亂七八糟的地方,刹那間開一個幹部培訓班,開始招人,招一批失業大學生,各地縣委書記寫白條子推薦貧下中農。訓練幾個月,學習一下毛澤東思想什麼的,跟著四野、三野、二野之類的軍隊一起南下,學員到鳳凰縣去當鳳凰縣工作小組成員。鳳凰縣工作小組根據我們跟湘軍達成的“一國兩制五十年不變、一百年不變、一萬年不變”的條約,湖南省主席必然是程潛和陳明仁他們派出來的人,各縣縣長肯定是湘軍的人;而你們沒有任何名分,你們是鳳凰縣工作委員會或湘潭市工作委員會,也就是說你們是中聯辦。但是過不了多久,湘軍派出的市長、縣長和省主席很快就變成特區政府了,一切權力都落到工作委員會手裡面。然後接下來就可以省略一萬五千字,大家自己想像會發生什麼事情。結果從數量上來講,肯定是山東老幹部最多。但是你從山東老幹部的出身就可以看得出來,那是一些雜牌貨。在匪諜黃俄看來,你們自己都是漢軍賤民。一個省派幾百個八旗,可以把你們幾十個縣的漢軍出身的知府和縣長管得老老實實的。當然,那是在蘇聯還在、匪諜系不可一世的時代。
[00:07:16] 匪諜系的關鍵性轉捩點不是改革開放。改革開放是匪諜系積極支持,認為沒有什麼大不了的;而山東老幹部瑟瑟發抖,覺得對自己很有問題。結果,就出現了通過1978年以後的科舉之類的途徑產生的所謂正途出身的改革開放幹部。他們的出身和行為模式跟清朝的科舉士大夫非常相似,而且他們大部分是由前明士大夫或者北洋國民黨時代的士大夫組成的。這是山東老幹部極其不滿意的原因。山東老幹部基本上是貧下中農或者其他雜牌無產階級出身的。他們預感到,在正規化公務員管理體系以後,他們是競爭不過過去的階級敵人的。對於他們來說,這種行為就等於是吃二茬苦受二茬罪,是反動階級的復辟。但是如果共產黨真正掌握在山東老幹部或者無產階級手裡面,那麼改革開放無法進行,共產黨也早就垮臺了。而共產黨的核心是黃俄,黃俄並不懼怕前朝士大夫,就像是滿蒙八旗不害怕蘇州士大夫一樣。例如,范文程和洪承疇如果主持了清朝的國政的話,他們是不會讓江南士大夫重新捲土重來的;但是在康熙皇帝和鼇拜的眼裡面,遼東士大夫跟江南士大夫沒有任何區別。“我壓得住遼東士大夫,就一定壓得住江南士大夫。你以為我不知道你可悲的嫉妒心理嗎?老子就是要開博學宏辭科,看你怎地。開了博學宏辭科,可以延大清二百年壽命,你們這些滿身私心的土鼈進城農民怎麼懂得我的大計呢?”改革開放幹部的崛起削弱了山東老幹部的勢力,但是其實它加強了匪諜系的勢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