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長文]劉仲敬：帝國、邦國與民族國家的想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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雅各賓派 2017-03-09 16:51:06

帝國具有以下的特點。有效統治不一定存在，但理論上的至高權力適用於所有已知文明地區。統治原則基於抽象的普遍正義，由於其內在的性質而高於地方性和事實性的權力。帝國秩序排斥多國體系，但帝國權力不排斥次級權力機構。帝國本質上存在於柏拉圖世界，投影於現實世界。現實統治的中斷或消失原則上不會影響本體和本體的再次投影。帝國不是共同體，對共同體有無限的包容性。
[img]http://images.huffingtonpost.com/2015-10-09-1444414293-4246321-romanempire.jpg/img]

邦國具有以下的特點。有效統治必須存在，但無需具備明確邊界和邊界以內的排他性統治權（主權）。統治原則缺乏彼岸性和超越性，不能在事實政權不存在的情況下以理念形式存在。多國體系必須存在，但各邦的關係無需平等或規範。邦國組成的世界不是整齊的台球桌，而是錯綜複雜的生態網。邦國不是共同體，但邦國的統治者必須是共同體。

民族國家具有以下的特點。國民（民族）和國家是一回事，憲法結構只是自我統治的技術性安排。國民擁有排他性統治權（主權在民），國家具備明確邊界。多國體系必須存在，各國國民（民族）互為他者。各國的關係是平等和規範的，不承認超越主權之上的至高權力。國民（民族）不僅存在於此岸世界，而且具備先驗性和有機性，能夠在現實統治消失的狀態下繼續存在，甚至重新產生現實統治。民族國家必然是共同體，但其政府不能具備共同體性質或有悖於共同體的任何特殊認同。

十七世紀以前的世界完全由邦國和帝國組成。所有已知文明都存在邦國，但只有高度成熟的文明才存在帝國。西方的帝國源於羅馬普世主義和基督教普世主義的融合。從理論上講，羅馬的法統從來沒有中斷過。儘管在現實政治中，羅馬繼承人的權力經常中斷或若有若無。羅馬的秩序和正義是現實混亂和非正義的柏拉圖式理想救濟，在基督教世界的認知圖景中是不可或缺。羅馬正義雖然不可能完全實現，但其理想構造對缺乏道統的地方性邦國仍然發揮了相當的塑造作用。

東亞的帝國源於大清朝廷對宋明天下-華夷秩序的改造和對成吉思汗遺產的繼承。從理論上講，權力是統治者道德修養的自然流溢。統治產生於臣民的教化，隨著德教的衰減從中心向邊緣遞減。從實際上看，朝廷是東亞大陸的秩序交換中樞。皇室通過聯姻、契約、繼承的方式，整合各封建邦國和部落的秩序輸出，對需要輸入秩序的十八省順民行使征服者權力。德教降低了征服者權力的成本，使其無限接近、但永遠不能完全實現文治。貢賦購買秩序，將十八省順民降低為有待塑造的原材料。

雅各賓派 2017-03-09 16:56:24

1789年大革命同時消除了正統王室和普世教會的權威，使得封建邦國和羅馬帝國的統治原則都無所附麗。絕對君主制在革命以前聲索的主權失去了原定載體，只能寄託於想象的國民（民族）。巴黎精英團體將法蘭西國民想象成法語文化、啓蒙理念和王朝歷史共同塑造的命運共同體，其中只有歷史一項是真實存在的因素。

1815年的法語人口不大可能超過維也納諸條約划定的法蘭西界內人口四分之一，需要國家機器上百年的強制才能漸次形成共同體媒介。天主教農民佔據人口的多數，長期執著地反對巴黎中央集權者的統治原則。儘管如此，虛擬的國民（民族）共同體原則仍然以法蘭西為最初的模板。

德國浪漫主義修改了法蘭西的民族發明程序，用先驗和有機共同體取代了啓蒙和理性共同體，用民俗傳說取代了王朝歷史。因為在中歐的政治現實和歷史路徑中，只有這樣才能保證語言文化共同體的完整。民俗研究和文學創作導致方言升級為語言，語言推廣為國語。國語創造了沒有國家的民族，導致了法蘭西模式（國民-民族-國家天然一致）破裂。這就是1848年原則，在不及百年的時間內瓦解了東方諸帝國，創造了一系列民族國家。我們熟悉的愛國主義理念產生於東歐眾小民族的發明過程，因此先天具有強烈的浪漫主義、地方主義和反建制傾向。愛國主義原則和帝國普遍原則的關係，就是波蘭革命者和俄羅斯沙皇的關係。

1848年原則由近及遠，從奧斯曼帝國擴散到大清帝國，沿途激起了一系列相互矛盾的民族發明和國族構建運動，最終無不以政治上的流血衝突為結局。奧斯曼主義-泛突厥主義-土耳其國族主義的三角競爭關係酷似大德意志-小德意志-泛日耳曼和大俄羅斯-小俄羅斯-泛斯拉夫的關係。奧斯曼主義希望依據奧斯曼帝國原有邊界，以國家塑造國族。泛突厥主義希望以突厥語言文化為準，將將境內和境外（想象）的突厥人聯合起來。演化的結局取決於現實政治和理念體系的共同塑造，二者都不能完全擺脫歐洲原型的約束。

非歐洲各地居民發明民族的主要驅動力與其說來自內部，不如說來自歐洲國際體系的規訓和擴張。近代國際體系更適合歐洲國家體量的共同體需要，給更大或更小的共同體製造了無形的障礙。帝國和眾多小邦共處，非常不利於國際體系的穩定。如果帝國繼承了普世主義的跨國野心，幾乎不可避免地造成戰爭。1848年原則偏袒通過帝國解體發明民族的路徑，歧視通過帝國塑造國族的路徑。泛突厥主義跟泛斯拉夫和泛日耳曼主義一樣，迫使自己所在的帝國推動其他帝國的解體，自然引起相應的革命外交，最後促成了各方的共同解體。於是，土耳其國族主義贏得了勝利。今天的小土耳其除了庫爾德問題以外，已經接近歐洲原型的標準。

二十世紀最初十年，1848年原則來到東京。東亞各地國族構建的各種模式，幾乎都在這一時期的日本產生。梁啓超根據奧斯曼主義的原則，發明了中華民族的理念，希望將大清帝國改組為中華帝國，承載塑造新中國的使命，遭到迅速和悲慘的失敗。孫文希望借助泛亞洲主義的東風，將滿蒙逐出長城以外，以華夏共同價值和歷史為基礎，建立日本領導的亞洲多國體系。

楊度和蔡鍔希望喚醒各省的愛國主義精神，通過驅逐內亞入侵者的鬥爭，建立雙重愛國主義支持的華夏共同體。吳版和粵版的皇漢沙文主義、滿洲獨立論和各種地方特殊主義競相登場，爭奪新興的公共空間。二十世紀二十年代，梁啓超和孫文的想象似乎都已經喪失機會。五族共和原本以維持大清多元體系的現狀為宗旨，卻證明現狀是無法維持的。列強在第一次世界大戰後逐漸喪失了維持遠東條約體系的興趣，附麗於條約體系的民國憲法體系隨之解體。民國的華夏部分似乎很有可能演化成幾個聯盟和一系列小型政治實體，直到蘇聯和日本的干涉逆轉了解體的趨勢。

雅各賓派 2017-03-09 17:01:53

孫文多次呼籲日本重新舉起泛亞主義和王道政治的旗幟，幫助他推翻帝國主義卵翼的北洋政府，響應者越來越少。國民黨最終對老朋友完全絕望，在蘇聯身上找到了新的希望。國民黨的國內政策隨著國際政策而逆轉，一變為激進的中央集權主義者和同化論者。

南京國民政府的新理論宣稱：滿蒙和其他族群都是中華民族之內的宗族，不是獨立的民族。他們的首席理論家戴季陶將列寧主義和五帝神話結合起來，完善了國族建構的新理論。日本的泛亞主義者認為，國民黨已經背叛了自己，投入原先假想敵俄羅斯的懷抱，由亞洲解放者的朋友變成了亞洲壓迫者的奴僕。他們現在支持國民黨的迫害對象，就像在清朝末年支持同盟會一樣正當和高尚。在朝的現實主義者知道並默許他們的活動，覺得這些活動在一定範圍內有助於日本的國家利益，但前提是不能公開和露骨地推翻條約體系，產生日本和西方直接對抗的危險局面。

理論和現實的關係微妙而複雜，在二十世紀早期表現得非常突出。章太炎和早期革命黨人的「客帝論」承襲了王船山和左宗棠的「客金論」，將國恥記憶定格於靖康以來的北朝征服。在這種敘事當中，日本韓國的角色接近華夏文明的海外桃花源。這種塑造方式脫胎於傳統的華夷之辯和文化天下主義，跟1848革命播撒的近代國族共同體原則頗有差異。

汪兆銘的構建方式就比較接近二戰後的反殖主義，主張通過政治解放實現近代化，通過近代化重構共同體。黃帝神話在當時的意義是要將想象的炎黃子孫和非炎黃子孫區分開來，盡可能將朝廷放在後一個範疇內。

北伐以後，這些理論都會使國民政府陷入尷尬的處境。因此他們必須重新想象三皇五帝的傳說，將原先的同盟者變成敵人。矢野的滿蒙-中國二分法放在辛亥年間，一定會受到南方革命黨人的熱烈歡迎，現在卻使他們猶如芒刺在背。抗戰需要產生了「中華民族多元一體論」，實際上就是為了對抗矢野及其支持者。多元一體的想象要求「新中國」既是一個沒有大清皇帝的大清多元體系，又是符合1848年原則的民族共同體，因此不可能進一步構建而不危害自身。

雅各賓派 2017-03-09 17:07:59

抗戰在東亞的外交後果是：經過日本的侵佔和國民政府的廢約，西歐各國的條約利益已經蕩然無存。中國經濟、社會全面崩潰，日本徹底毀滅；為更加強大的蘇聯留下了舞台。美國是最後一個強大的西方國家，但她面對亞洲大陸的地緣形勢非常類似十九世紀英國面對歐洲大陸的形勢。她的最佳選擇莫過於離岸平衡策略：獨霸海上，控制重要島嶼和戰略要地；一般情況下，對大陸奉行不干涉政策；一旦有某個強國接近於獲得絕對優勢，立刻集結其他弱國堅決反對。歷史發展到這一步，隨後的事態已經不難預期。日本在東北和亞洲內地的遺產必然落入蘇聯手中，在太平洋的征服必定落入美國手中。如果中國發生內戰，掌握東北重工業基地（也就是中國百分之七十的重工業）的一方享有絕對優勢。東北的仲裁權掌握在蘇聯手中。從東北到朝鮮、從朝鮮到越南、從越南到高棉的道路上，沒有一個可以停留的中繼站。

中華人民共和國是冷戰的女兒、二戰的孫女，正如中國共產黨是共產國際的女兒、一戰的孫女。她的理論要求她做民族的解構者，因為馬克思主義體系內的民族本質上是有產階級自我保護的工具。國民（民族）是資產階級掩飾真實共同體（階級）的虛假共同體，愛國主義源於地主資產階級熱愛財產的自私感情。民族國家的虛構從根本上將是為了落實權利，而一切權利都是資產階級財產權的延伸和變形。

無產者沒有祖國，通過國際主義解構了虛假的祖國。她的歷史路徑要求她破壞虛假共同體的想象，從而創造自己存在和勝利的機會窗口。民國企圖納賽爾諸夏，正如納賽爾和薩達姆企圖蔣介石阿拉伯，結果同樣失敗。錯誤的建構路徑排擠了成本較低的其他路徑，創造了共產國際的顛覆機會，從而產生了不育的冬蟲夏草共和國

。黨是共產國際的分支，猶如阿古柏政權是土耳其帝國和浩罕汗國的分支。理論和歷史都決定她只能實施法外的統治，否則就無法實施任何有效統治。她在母體已經滅亡、自己無家可歸的情況下，只有再度發明原先極力破壞的中國。目前的發明大致是冷戰結束以後的工程，基本架構主要源於民國在三四十年代的發明，跟自己的歷史來源和理論依據構成了無法調和的衝突，陷入了依賴移植心臟和免疫抑制劑的窘況。

帝國僵而不死、邦國孕而難產、民族國家無地自容，以致合乎形式的統治無法建立、甚至無法想象。中國共產黨的法外地位導致想象中國的成本過高，其實就是從反面證明想象的共同體需要重新構建。現象雖然人人都可以看到，但錯誤的認知格局妨礙了釐清實質的努力。黨只是楚門世界的攝制組，比懵懵懂懂的群眾演員清醒多了，雖然自己免不了乘機胡作非為，但欺騙和規訓群眾主要還是為了後者的利益。攝制組一旦喪失幕後操作和武斷管制的能力，楚門世界就會倒塌。群眾演員往往誤認為自己是真實世界的土著居民，沒有作威作福的攝制組只會過得更好，其實佈景的倒塌只會讓他們回到無家可歸的自然狀態。真實世界的土著居民，例如波蘭的天主教徒，如果拆除了楚門世界，就會回到原有的家園，神聖教會的祝福和倫敦流亡政府的法統正在等待他們。

然而，舊華夏不是舊歐洲。舊華夏作為類似阿拉伯、斯拉夫、拉丁的泛文化共同體，塑造民族的時間不僅不及1848年以後的東歐，而且不及半歐洲的俄羅斯和土耳其。共同體建構進入思想史的時間順序很能說明問題。民國三四十年代的中華民族建構之爭，在中亞發生在二十世紀二十年代，在印度發生在十九世紀最後二十年，在阿拉伯世界發生在十九世紀六七十年代。這裡的問題不在應然，而在實然。

雅各賓派 2017-03-09 17:14:25

如前所述，歐洲政治理念和歐洲國際體系都親睞體量適中的共同體。台灣文化民族主義和政治民族主義無中生有、化虛為實，很可能預表了未來的趨勢。1920年代初，共產國際對張作霖、吳佩孚和孫文的工作並不是孤立的。1924年，歐洲革命全線崩潰。列寧天才地運用了「側面攻擊」或「打擊帝國主義薄弱環節」的理論，將主戰場轉移到遠東。

事實上，蘇聯和十月革命本身就是這種理論的產物。共產國際在凡爾賽-華盛頓時代的理論認為：遠東條約體系本質上是大英帝國的秩序，日本以僕從身份維護這個體系。因此國民革命的主要攻擊指向英國，但日本支部也不能不配合世界革命遠東區的主戰場。在這種背景下，日本共產黨制定了「1927年綱領」 — 「殖民地完全獨立」。綱領雖然出自渡邊幸之助、福本和夫等人之手，立場卻完全以「遠東革命一盤棋」為本位，使日本（非薄弱環節）的革命從屬於中國（薄弱環節）的革命：「日本帝國主義是中國革命最危險的敵人，使我們無法在中國獲得戰略地位。美國、英國、日本對中國革命採取鬥爭合作的策略，對蘇聯則採取戰爭合作的策略，同時準備發動瓜分太平洋地區的帝國主義戰爭。國際派通過這項綱領，消滅了本土派的勢力，確定了三大方針：「化帝國主義戰爭為內亂」；「從中國撤退」；「日本共產黨與日本殖民地的解放運動密切相關，並支持台灣共產黨的組織運動」。

1927年，組織部長渡邊政之輔在東京召見謝雪紅和林木順。渡邊將最新的政治綱領和組織綱領傳達給他們，同時表示「台灣共產黨已經成為日本共產黨的民族支部」。同年，台灣共產黨在上海法租界成立。謝雪紅主持會議，確定「台灣共產黨是日本共產黨的台灣民族支部」。會議分析台灣的地位，表示「台灣為日本帝國主義之殖民地，本身尚有許多封建的遺留產物。社會革命的期望尚屬願景，民主主義的目標在於顛覆日本帝國主義和爭取台灣獨立的民族革命。」他們根據這樣的定位，進而擬定了台灣共產黨的三大方針：「打倒總督專制 — 打倒日本帝國主義，台灣人民獨立萬歲，建立台灣共和國。」這次會議具有開天闢地的意義，因為此前從來沒有人如此明確地宣佈：台灣人民（people）是一個1848年革命意義上的民族，有義務建立自己的民族國家（nation）。

共產國際的意圖不難理解：日本是遠東體系的第二號既得利益者，因此構成僅次於大英帝國的第二號障礙，挑起日本帝國內部的衝突和分裂，可以妨礙日本人在亞洲大陸行使世界警察局遠東派出所的職能。列寧的關鍵詞「變帝國主義戰爭為國內戰爭」，翻譯成販夫走卒能懂的白話文其實就是這個意思。九一八事變以後，日本改變了自我定位，以打倒白人帝國主義的革命先鋒隊自居，蘇聯對日本的態度隨即好轉，甚至停止了日共和台共的分裂活動，以便保護日本退出國聯的積極性。這一系列政治上的小動作都著眼於短期的爾虞我詐，但不可避免地釋放出許多文化上的種子，長期後果超出了始作俑者能夠控制的範圍。

雅各賓派 2017-03-09 17:16:07

台灣自治論不同於台灣建國論，產生的時間要早得多。1900–1910年的日本發揮了某種類似種子銀行的作用。東亞各地建立近代民族國家的理論，大部分直接或間接源於這些種子。印度和緬甸的幾種國族主義和反殖民主義、越南和大印度支那的幾種國族主義和反殖民主義、馬來和印尼的幾種國族主義和亞洲主義、幾種大中華國族建構理論和泛亞洲主義、幾種小華夏和粵吳滿蒙特殊主義、台灣國民主體論產生的時間差不過十年，創始人不過數百人。他們不僅在時間和地點上，而且在思想和生活上，都有多重交集。這些思想和建構的背後，都有日本同時期國族主義、帝國主義和泛亞洲主義的影子。

而日本的各種思潮如果不放在自身尷尬政治地位的背景下，是無法充分理解的。日本既是西方國際體系的一部分，又不是西方國際體系的一部分，既是亞洲的一部分，又不是亞洲的一部分，既在圍城之內，又不在圍城之內。西方既是西方又是世界，亞洲既不是西方又不是世界。脫亞論和1885年《天津條約》、泛亞洲主義和1901年日俄戰爭都存在隱秘而微妙的感情暗流，純粹思想史和文獻學的分析方法都會造成嚴重的誤讀。亞洲大陸各邦國和族群在建構近代型國家和民族的過程中，除了類似日本的尷尬之處以外，還要增加一層西方-世界和西方外圍-世界挑戰者同時施加影響造成的尷尬。台灣各族群和各階級置身於類似的歷史洪流中，除了以上的種種尷尬以外，還要面臨自己特殊的兩重尷尬。他們既在日本帝國之內，又在日本帝國之外，既在華夏傳統之內，又在華夏傳統之外。

Hsiao Frank和Sullivan Laurence以文化為中心，發明了一套簡單粗暴的台灣公式：如果你接受儒家-中國思想教化，就會變成中國人。如果反過來脫離中國文化圈，就會非中國化。台灣人由於接受了日本的影響，所以具備台灣民族的特質。由此可見，台灣人是不同於中國人的民族。這種理論模型產生了許多複雜的變體，比較容易融入以認同為準的現代民族理論。

台灣共產黨的民族建構以血統為中心，更加簡單粗暴。1928年，日本共產黨領袖渡邊政之助和佐野學為他們的台灣支部制定了政治大綱：「台灣民族的發展」。他們主張：「台灣最初的原住民是高砂族，其次是南中國移民後裔。明清時期渡海移民的危險性甚大，因此大部分渡台漢民皆為男性。台灣民族的結構由漢民男性和高砂女性的聯姻造成。前者屬於漢藏系，後者屬於馬來波利尼西亞系。」

如果他們的理論正確，江南和西南的大部分居民應該屬於不同的民族。從漢武帝時代的三越戰爭到明清帝國的苗瑤拓殖，北方帝國和儒學士紳的政治和社會建構都遵循男性家長制的原則。戰爭時期擄掠婦女，甚至屠殺和閹割男性都是征服者常用的手段。和平時期，帝國等級和儒學教養決定社會經濟地位。男性家長制自動導致婦女向上移動，通過婚姻擠佔和勢利攀附實現原住民的種族和文化滅絕。一方面土著老而無妻，北人男性和南人女性的婚姻構成族群融合的主流。另一方面南人和土著家庭為了提高社會地位，冒充北人移民和儒學世家後裔而自我文化滅絕。

雅各賓派 2017-03-09 17:17:45

林獻堂和老一輩的台灣自治派都不願意走得這麼遠，新生的左派很容易將他們的謹慎態度解釋為階級立場。Patricia Tsurumi認為：老自治派的領袖仍然希望日本帝國繼續統治台灣，最終充分接納台灣人為日本國民。

在後期馬克思主義的世界秩序圖解中，民族解放與階級解放、資產階級與帝國主義都具備同構性質。這種理論傾向於將殖民地由地區改造為國家，將殖民地居民改造為民族。相形之下，舊式的自由主義對民族共同體缺乏特殊關注。霧峰林家顯然是地主士紳和資產階級，謝雪紅的出身和奮鬥則跟早年的江青非常相似。兩種模式的差異其實並不僅僅限於台灣，在此後的反殖運動中一再重復。

左派經常主導建國以前的民族構建，在建國成功以後卻漸漸邊緣化。台灣學生組織「中台同志會」代表了兩者的中間，也許是過渡狀態。他們有點像五四時期的外圍學生，深受列寧和威爾遜的新思想影響，但不大能區分兩者的不同，也不大在意「自治」和「獨立」的差別。他們宣稱：「至於將來中台之間的關係，我們只須確定一個原則即可。中國不能採取帝國主義政策，而以台灣為其殖民地。根據這一原則可以決定中台間的未來關係。台灣解放成功後，台灣所得權利之一便是自決權。自決權的意思就是視台灣經濟、政治上的條件，讓台灣成為一個有如獨立自由之邦。實際上也就是，無異於台灣的獨立。」這些主張大大超出了「台灣議會設置運動」的請願，但遠沒有台灣共產黨和中國共產黨激進。Hsiao和Sullivan說：1943年以前，中國共產黨領導人一向認為台灣人是特殊的民族。台灣的民族解放運動是弱小民族的抗爭，將來可望爭得自己的政治主權。

1930年代，自治派創建的台灣文化協會落入激進派手中。「鄉土文學」和「台灣話文」（書面台語）的呼聲日益高漲。《南音》的領袖人物黃石輝宣稱，「本土化」本質上就是勞動階級的文學。「你是台灣人，你頭載台灣天，腳踏台灣地，眼睛所看的是台灣的狀況，耳孔所聽的是台灣的消息，時間所歷的是台灣的經驗，嘴裡所說的亦是台灣的語言，所以你的那支如椽的健筆，生花的彩筆，亦應該去寫台灣的文學了……你是要寫會感動激發廣大群眾的文藝嗎？你是要廣大群眾心裡發生和你同樣的感覺嗎？不要呢？那就沒有話說了。如果要的，那麼，不管你是支配階級的代辯者，還是勞苦群眾的領導者，你總須以勞苦群眾為對象去做文藝，便應該起來提唱鄉土文學，應該起來建設鄉土文學。」

他認為：對於以台灣話為母語的勞動大眾而言，古老的文言文和現在的中國國語（台灣國語在當時是指標準日語）都難以理解。白話文在中國或許受人歡迎，在台灣仍然不過是極少數知識精英把玩的貴族文學。相反，鄉土文學要「用台灣話做文，用台灣話做詩，用台灣話做小說，用台灣話做歌謠，描寫台灣的事物」。因為「台灣是一個別有天地。在政治的關係上，不能用中國話來支配。在民族的關係上（基於歷史經驗），不能用日本的普通話來支配。所以要主張適應台灣的實際生活，建設台灣獨立的文化。」

雅各賓派 2017-03-09 17:22:29

從思想和政治的系譜看，列寧主義都代表了馬克思主義-社會民主主義和反殖民主義-多元文化主義的中間環節。馬克思主義認為，剝削和鬥爭存在於歐洲資本主義國家的統治階級和被統治階級之間。反殖民主義認為，剝削和鬥爭存在於歐洲中心區和殖民地邊緣區之間。列寧主義則認為：資本主義本來早該崩潰，但中心區對邊緣區的統治和剝削為其發揮了輸血續命的作用。因此，邊緣區的民族解放運動構成了中心區無產階級革命的天然盟友和必要環節。無產階級是全世界被壓迫民族的朋友，就是這種理論的通俗化。

「解釋世界」和「改造世界」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產生了二十世紀二三十年代的中國革命和五六十年代的反殖民主義，即使「入戲的觀眾」Anderson本人都難以分清。革命家謝雪紅和大地主廖文毅在二二八事件後的結盟和反目，彷彿在較小的尺度上重演了廣州國民政府從北伐到清黨的歷史。無產階級的理論家猜中了故事的開頭，卻沒有猜中故事的結局，似乎並非純屬偶然。從以色列到阿爾及利亞，共同體的塑造大體遵循一個粗略的公式。左派發明民族，右派繼承國家。正如《想象的共同體》所說：報喜天使加布里埃爾本來應該傳給各階級的消息，不知怎麼傳給了各民族。東亞的戲劇開幕較晚，為今天入戲和不入戲的觀眾提供了絕好的觀察機會。

雅各賓派 2017-03-09 23:59:4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