連續五年(2011-15),中國的總和生育率(TFR)平均值為1.2;到去年,數字跌到全球最低的1.05,剛巧是維持總人口平穩即零增長所需的長期基準數2.1的一半。TFR指的是所有婦女終其一生育嬰數的總平均;低至1.05而持續一代人的話,下一代的人口就只有這一代的一半。上述都是官方數字,故1.05之數很可能還有水份。湖北宜昌的是0.81;全國有記錄以來最低的,則是黑龍江佳木斯的0.4,這個不奇怪,因為整個東北的TFR也不過是0.75。以這種「雪崩速度」衰減,中華民族無異於走上自絕之路。
人口內爆 漢族的自然消亡
說中華民族,有點不準確,因為這個大集合裏的「少數民族」,許可生育率和實際生育率都稍高,其TFR一般在1.5-1.8之間,其中4個超過2.1,維吾爾族稍高於2,俱未到「萬劫不復」的水平,拿到國際上比,至少還優於日本和意大利的1.4。但如果只算漢族,2016年的TFR就只有1(考慮到中國嬰兒出生性別男女比為1.16比1,漢族的有效生育率其實僅為0.92)。
工業革命200多年來的人口數據和研究清楚顯示,引致TFR下跌的兩個最重要自變量,一是都市化程度,一是婦女受教育年數,都與TFR成反比,而這兩個變量在中國皆遠未走畢全程。如果真的有「支爆」,漢族的人口消失很可能是其出現方式,而上述兩個變量──發展經濟學裏經常談到的「正面因素」──便是導火線。
2012年,中國的城鎮人口比例才剛剛超過50%,而日本是66%,台灣78%,美國82%,英國90%,新加坡和香港都是100%。婦女教育,按2013年年底數據,中國25歲以上女子平均上學年數為6.9,新加坡和香港是9.7,日本和南韓11.2,英國12.8,美國13。因此,當中國城市化和女子受教育看齊其他先進國家的時候,中國特別是漢族的總和生育率肯定還會從1(或0.92)的超低值大幅下跌,最後能夠穩定在目前東北的平均值0.75,便算不錯。如此,不出三代,漢族的人口便會縮小到現時的6%左右,甚或更低。
低生育率是二十世紀初以來的經濟發展通「病」,非中國獨有。在特定的時期裏,一個「嬰兒潮」出現之後,若生育率適時下降,還可能帶來「人口紅利」,即勞動人口多而要撫養的兒童少,社會整體負擔就很輕。問題是,人口紅利享盡之後,就一定會出現人口老齡化;要撫養的老年人增加,社會的新生勞動力卻不足,出現「人口負債」。由此可見,所謂的人口紅利,不過是寅吃卯糧,始終要還債。
缺移民補充 必走強迫路
遇上TFR過低、人口無以為繼之時,一個解救辦法就是接受移民。香港、台灣、新加坡以至不少歐美發達國都以採取這個辦法為主,但此法可能引起一些社會問題,政治上反彈,例如在英美兩國。如果不願或不能吸納移民,而要依賴刺激生育的話,便是成功,也會出現一段長時期裏的「擔挑兩頭斷」苦況。中國由於人口總量極大,新增勞動力欠缺不可能靠移民補充;況且,願意大量移民中國的人口,大都是在發展程度或質素比中國低的地方,北京未必想要。如此,中國為克服人口內爆,只能採取以增生為主的政策。
國際經驗說明,溫和的增生政策一般收效極微;若要以純經濟誘因成功誘導生育,則沒有任何國家的政府預算可以負擔得起。粗略計算,若要中國人口總數穩定,須於一代即25年裏每年多生現時的一倍即1,800萬小孩,若每個小孩每年津貼5萬元(20年共需100萬元,此是大陸網上討論這個問題的「共識」,有眾多事例佐證),頭一年的支出便達9,000億元;到第三年,年津2.7萬億元,就差不多是現在大陸一年的教育總開支(GDP的4%)。如此每年遞增,就算打個五折,強國也很快破產。
當然,中國在共產黨領導下,絕不會坐以待斃、滅種亡國,而會像過去推行絕育政策一樣,反過來以同樣強大的執行力推動增生政策;其具體內容無法預估,但參考一些極權國家曾經推行過的強迫生育,便可思過半。論政策動機,這些國家各有不同,有的是為了備戰,如二戰前的法西斯意大利;有的是因為屠殺人民過多,急需補充,如赤柬;有的則是為了提高「綜合國力」,以應付來自鄰近超級大國的威脅,如上世紀六十至八十年代東歐反蘇親中的羅馬尼亞。其中尤以後者的「成功經驗」,最可能為中國所用。
羅國在社會主義時期,曾經有全歐洲最寬鬆的婚姻、生育、墮胎等法例和政策;可是,在羅共總書記齊修斯古(Nicolae Ceausescu,1918-1989)統治國家的年代,卻長時期推行越發粗暴橫蠻的強制生育政策。1966年,為了加強「反蘇防修」,齊氏認為必須提高整體人口數量三成,以提升綜合國力特別是戰爭動員能力,於是對全國人民下達了《第770號政令》(D770),開始實施一系列嚴苛的增生政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