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中國「聯歐制美」戰略下,德國領導歐盟的「價值觀對沖外交」
《逃犯條例》爭議期間,德國於去年原來已給予涉及年前旺角案的兩名香港青年難民身份,引來特區政府高調批評;坊間對德國此舉應否進行有兩極意見,但我們應注意的是這事適逢此時被公佈,固然是二人的主觀意願,但客觀上更配合了德國、乃至整個歐盟在中美貿易戰的策略:「歐洲式對沖」。
雖然美國政府多番要求盟友配合其針對華為的舉措,但歐盟各國面對5G時代,明顯希望在中美兩大勢力之間遊走,不願全面與美國合作,保留了讓華為進入市場的大量空間,同時也暗中鼓勵像諾基亞那樣的品牌乘虛而入,分一杯羹。以上政策純粹利益主導,但缺乏了一個漂亮框架;德國默克爾上台初雖然決意走「價值觀外交」,但自從習近平訪德簽訂大量訂單,這調子本來已輕輕放下,直到庇護劉曉波遺孀劉霞才重新被舉起。由於以德國為首的歐洲大國知道中國需要在經貿、科技戰層面拉攏他們,自然希望得到更多經濟實力,但也必須和國內輿論、國際盟友交代。於是重啟「價值觀外交」,顯示自己不是只要「發大財」,就成了一個辦法。北京為「聯歐制美」投鼠忌器,兩害相權,對德國為首的「價值觀外交」只能以更寬鬆態度對待。由於涉案二人本身也是香港「逃犯」,在歐洲傳媒眼中,評論《逃犯條例》卻又天經地義,經過一輪訪問,無論北京、港府多麼不願意承認,他們在西方媒體配合下,逐漸得到了國際話語權,脈絡和五年前黃之鋒成了國際風雲人物,如出一徹。
從歐盟而言,「香港牌」也同樣如美國一樣,捲入內外明暗角力︰在社交媒體支持香港反修例運動的伏思達所屬的政團「ALDE」,正傳出與議會內第一大黨團歐洲人民黨協商,後者醞釀支持伏思達成為歐洲議會議長,換取ALDE支持人民黨提名的韋伯,出任歐盟委員會主席,屆時歐盟和香港的互動,可能更頻繁。歐盟3月發表的對華外交政策戰略文件,表明歐盟將中國視為挑戰歐洲核心價值的對手,也提到香港的高度自治需要得到尊重,而正是這些高調的價值觀表態,令德國等國對封殺華為態度曖昧,不致於成為西方輿論眾矢之的。何況高調反《逃犯條例》修訂,除了為歐洲提供了「不是親華反美」的表面證據,掩護另一面的對華務實政策,還在特朗普不重視價值觀之際,重燃了歐盟作為「道德規範力量」的方針,也可要求參與「16 +1」框架的歐盟成員國歸隊。
六、僑民外交:借《逃犯條例》爭議突破《維也納公約》規範的駐港外交官團
駐香港的各國外交官極多,境內有62所總領事館、61所領事館,如此陣容,為中國首都北京以外的任何地方所無。但他們對評論香港內部事務一直想當克制,北京以往也對這方面把關很嚴,例如曾在吉爾吉斯鬱金香革命期間擔任美國駐該國大使的楊甦棣(Stephen Young)後來到香港擔任總領事,外交部駐港特派員公署就曾以違背《維也納領事關係公約》、評論香港內部事務為由,對其發出警告信。但《逃犯條例》爭議是一個極罕有的機會,讓這些外交官找到評論香港的理由,因為條例直接涵蓋他們本國在香港的公民、商會,以這出發點評論屬於他們基本責任,就有了迴旋空間;據稱外交部駐港特派員公署將集體和他們會面釋除疑慮,原因之一自然是特區政府在《基本法》框架下能說的層次,根本不為對方感興趣。特區政府似乎並未為意當一條本地條例涵蓋外國商人、僑民,這就早已超出了純法律問題,而是開啟了一個危險的潘朵拉盒子,因為「保護僑民」是國際關係界眾所週知的「萬能Key」,很多本來可以歸類為「干涉內政」的行為,有了這個合理理由,就變得冠冕堂皇,例如美國干涉委內瑞拉是保護僑民、俄羅斯吞併克里米亞是保護僑民而起、中國駐各地大使館近年也加強了保護僑民的宣傳。
更重要的是,這次各國大舉評論香港開了不少先例,除了歐盟各國集體行動,英國、加拿大也是由兩國外長罕有地對香港發出「聯合聲明」,暗示了英國脫歐後啟動「英加澳紐小英聯邦」的可能性,這是借香港來進行其他外交工作的範例;其他外交官在上個月內的合縱連橫案例,似乎還有不少。《逃犯條例》爭議期間,由於特區政府始終未能成功釋除各國疑慮,乃至越描越黑,駐港各國領事之間卻因為需要直接交流而產生了更多工作關係。這個領事團的重要性在回歸後二十年首次被激活,假如沒有一條涵蓋世界各國所有國民、又引起本地大量爭議的草案,是幾乎不可能的。
七、台灣選戰前,蔡英文或成最大贏家
台灣當局一直對直接介入香港事務十分克制,沒有意欲、也沒有能力,關心的只是借香港影射台灣現狀「抽水」。但「逃犯條例」以陳同佳案為「官方初心」,雖然矛盾重重,任何官方發言都言必台灣,卻意外令台灣當局得到評論香港的話語權,還為執政民進黨得到反擊北京的黃金機會。習近平主席年初的新年對台談話,明言以「一國兩制」、「香港模式」為統一楷模,自此香港成了台灣選舉的重要參考對象。蔡英文本來民望已跌至谷底,台灣朋友不少認為她連任無望,但通過連月來打的「反一國兩制牌」,加上各種坐擁行政資源的選舉手段,民望卻又極戲劇性回升,尤其是利用《逃犯條例》爭議宣示了堅定立場,找回人氣,在黨內初選期間,不時化身香港事務評論員,除了逆轉勝擊敗對手賴清德,還順道打擊了早前曾與林鄭月娥會面的主要對手韓國瑜。國民黨本來並不願高調批評「一國兩制」,但《逃犯條例》一出,黨主席吳敦義也不得不說「一國兩制全是虛言」以回應台灣民情;還有另一北京接受的候選人大款郭台銘,也在個人Facebook表示以「張開雙臂爭取港人移居台灣」為政綱;恐怕未來任何台灣政客肯定「一國兩制」和香港,都會成為票房毒藥。雖然不能說蔡英文勝出初選全靠香港,但「香港牌」肯定具有發酵民情的明顯作用,香港內政能影響台灣民情至此,也是史無前例。假如《逃犯條例》不是堅持以陳同佳案為「官方初心」,台方輿論不可能發酵至此。
由於陳同佳案這個藉口被發揮得淋漓盡致,理論上,日後依然需要與台灣當局商討對策才能「彰顯公義」,也就是賦予了台灣當局一個沒完沒了、可循環再用的選舉議題,「蔡英文或成最大贏家」,北京精密的對台部署,假如因為這件事破局,很多工作又要推倒重來。另一方面,台港關係近年本已相對制度化,但這次爭議,也連帶令雙方「經濟文化辦事處」的功能、以及其他半官方組織的功用大減,這些年來令港台關係半制度化的努力,就算不是一筆勾銷,同樣要重頭再來。
八、內交:假如香港不能協助「走出去」,由澳門到大灣區的連鎖回應
由於上述結構性轉變,導致中國能否長期利用香港「走出去」存在不確定性,北京必然有幾手準備。在國際關係角度,香港、澳門作為中國境內的兩大特區,有其明確分工,就是分別作為能與國際(特別是英美社會)完全接軌的地上、地下金融中心;官方定位澳門為「世界旅遊悠閒中心」,事實上只是檯面上的功能而已。這樣的結構分工,在世界並不罕見,例如筆者曾考察的塞班島,主權屬於美國、容許中國國民免簽入境、境內容許賭場運作、本土人口不多,基本上就是「澳門模式」。一旦香港的國際金融中心地位受影響、或港元-美元聯繫匯率不再,中國境內要吸引美元還有哪裏?就是澳門。澳門的重要性增加,而澳門政局相對穩定可控、「外國勢力」(特別是中國極希望拉攏的歐盟)的存在,也早有制度及默契,可能會得到意料之外的機遇;甚至更多擴大澳門行政版圖的「橫琴模式」,會以不同方式被考慮;而洽談中的賭場續牌花落誰家,也可能根據大格局有一定影響。值得注意的是,在《逃犯條例》一役,和香港特區沒有引渡條例的澳門,因為一位富豪的戲劇性介入,其實間接扮演了極關鍵角色;澳門本身也沒有通過與內地的類似條例,年前澳門政府懸崖勒馬,大概因為其地下經濟的國際元素只會比香港更受條例影響,這也是澳門政府罕有比香港政府更有國際視野之處。有了香港這次經驗,在可見將來,澳門的國際地位反而可能比香港更穩固,甚至可能像在二戰期間那樣,成為新冷戰的緩衝區。
此消彼長之下,香港的國際身份一旦弱化,或單獨關稅區、週轉美元的功能被廢止,削弱香港三大中心的國際地位,也難免直接影響整個「大灣區」的規劃。中山、深圳、廣州本來就對香港獲得例如「港人港稅」等「特權」頗不滿,部份民族主義者也認為香港的重要性每況愈下,更成為外國勢力影響國家穩定的負累,勉強忍下去,就是因為香港的國際身份能夠互補;假如沒有了,香港在大灣區也沒有了分工,上述這些內地城市的官員會如何看待香港,不言自明。未來「內交」層面,香港恐怕會更弱勢,比起前三任特首年代,不可同日而語,而其他城市藉此向中央游說不要「厚待」香港的工程,恐怕已經開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