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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主黨的源頭,其實是三十多年前的六四事件。六四事件引致了上一代香港人對於北京政府的嚴重不安,問題是,北京統治香港明顯已是沒有辦法阻止的事情,因此香港出現了一個思潮:推動中國與香港的民主化,並假設民主化後的中國或香港,可以在法律上保障香港已有的一切權利與生活方式,因此香港近代的民主運動,就是從這個出發點開始的。
最後幾年的英治香港政府,就順水推舟的將香港半民主化,甚麼叫半民主化呢?那就是將香港的制度在短短幾年間,改造成一個虛擬的西式議會民主,香港在九十年代中有幾年,他的運作跟西方議會民主的國家很相像,玩著很類似的遊戲規則。看起來香港幾年內,就突然變成了一副西方民主國家的模樣。
但為何這是虛擬以及半民主化呢?因為他法理與理念的基礎並不存在,他並沒有憲法,沒有主權,甚至沒有區分公民身份,議員也沒有實權,權力還是緊緊握著行政主導的香港政府手上,但香港政府對於議會發生的事情表達出一種非常尊重的態度。透過這種非常擬真的遊戲,讓香港人體會了幾年西方式的議會政治。
要比喻的話,你可以看成一個非常溺愛孩子的父親,小孩說甚麼他就做甚麼那種,但是這是不是小孩有實權呢?如果父親真的不想,比方說孩子命令父親要破產,那大概還是不會做的,只是如果小孩的要求從沒有超過父親的界線,看起來就像小孩命令大人了。
民主黨就是在這遊戲規則下,產生的香港第一個完整的西式政黨。如果只計民主派的話,甚至是唯一「完整」的政黨,因為只有民主黨才有一套完整的制度,有各種部門與角色,有分工與階級分明,有選舉機器。而其他民主派政黨普遍都只是鬆散的團伙,雖然說是同一政黨,但誰都不聽誰的命令,甚至連投票意向都沒有辦法統一,部份民主派政黨更是「三個同一政黨的議員,對同一個議案,分別支持反對與棄權」。
民主黨在初期英治時期的選舉中大勝,完全受惠於香港最後幾年急劇改變,並希望這個議會,能夠過渡至九七之後,但當然這被否決了。英治時期產生的議會並沒有被北京接受,直接掃地出門。無論如何,民主黨就算是虛擬的,的確算是當了不足兩年的「執政黨」,所以他們有一種覺得自己才代表了香港道統的感覺。
而他的成功,可說是 100% 建立在英國人的恩惠甚至是扶植上,他們鑽研熟悉,而且把自己改造成專門玩英國人留下的規則的組織。
問題是英國人一走了,這些恩惠,規則,全都不復存在。而民主黨本身一早就被設計來「玩民主制度」的,但巧婦難為無米之炊,如果沒有民主制度,你再會玩民主制度又有甚麼用呢?民主黨其實很像四川的熊貓,因為在竹葉繁榮的時期成長,所以變成了只能吃竹葉的生物,但隨著竹葉不再繁盛,牠的生存環境就失去,問題是牠們只能吃竹葉,所以只能繼續縮在有竹葉的地方生存。一個沒有西式議會民主的地方,一個西式議會民主的政黨又有甚麼用呢?
當英國人走後,民主黨就被廢了大半武功,只是在北京的統治下,還是有選舉。只是他產生出來的形式,權力,都遠不及英國給的。只是選舉終究還是民主黨被設計來的應付的東西,也就是說,就算竹葉少了,熊貓還是能生存,就是生存的範圍減縮而且數量減少而已,所以民主黨就憑籍他在選舉上的能力,以及歷史遺留下來的優勢,繼續玩選舉延命。
而選舉為他們帶來的東西,基本上就只有錢,並沒有實權。但只要有錢,政黨的運作就可以延續。像熊貓一樣,衰落但不會絕種,其實也是刻意被香港特區政府保護的動物,讓他們扮演反對派的角色,畢竟反對派一直存在,而這些人並不可能構成甚麼威脅,由他們當特區政府的主要對手,至少可控。
然而民主黨的議席衰落速度是很快的,每次選舉都會掉議席,議席的衰落也加速了民主黨的老化與分裂,因為政黨的資源就是議席資源,但議席是由老黨員把持,還像音樂椅一樣越來越少。年輕黨員基本上完全沒有未來,明顯地連參選的可能都沒有,白費光陰,所以年輕的黨員就自己出來組政黨。
因此民主派四分五裂,一盤散沙,而且互相爭奪議席,很多時都是民主黨成員與主成員之間的內戰,年輕熊貓與老熊貓爭奪剩下的竹葉,但竹林是越來越小的。而民主黨在北京統治後十年左右,已經像東周一樣只是從民主派的老大變成了只是一員了。到此,民主黨早已失去了他的影響力,這不需要去到 2020 年之後,就是 2008 年的時候已經如此。
這一切都源於一件事:民主黨本身的功能太過狹窄,他只能活在一個有別人制訂了秩序與遊戲規則,而且有利他的環境下,就像一個只能玩一種遊戲的電玩玩家。民主黨有一點是由此至終都認識不到,不願承認,或者不在意的,那就是香港的民主基礎幾乎是零,只有幾年很虛擬的體驗,基本上大部份人還來不及清楚民主是甚麼,怎樣運作,有甚麼利弊,他就已經消失了。香港要面對的是製作遊戲才有得玩的問題,而不是玩遊戲的問題,但民主黨只能玩遊戲,不懂寫遊戲。
南韓就算有朴正熙獨裁,至少在五六十年代也是選舉後才被廢除的;臺灣就算是戒嚴,早在民進黨之前已有黨外;但香港是真的全部都沒有,香港的繁榮全都建立在英治香港的開明專制上,香港的民主基礎比起這些民主化的地區都更薄弱。甚至可以說,在 2020 年之前二十年的香港,才剛去到臺灣戒嚴時期的黨外水平,更不要說現在。
就像你把一個麥當勞炸薯條的,丟進中國農村,他是炸不出薯條的。那邊沒有油,沒有炸鍋,可能也沒有馬鈴薯,你得從零開始,民主黨被設計來玩一個非常成熟的體制,但香港在民主上卻是處於一切才剛開始的狀態。就像你在民初時代,善於選舉有甚麼用呢?
因為英國人對基礎給得太快也太成熟,結果香港生了一個不是自己時代的高端東西出來,那就是民主黨。但香港民主運動需要的是,是民主的建立者,而不是民主的消費者,在香港主張民主你只能當一個改革派,而不可能是順從體制的建制派。那民主黨從設計開始,先天就跟此互斥,結果令很多年輕人感到厭煩,一個被設計來維護建制的東西,失去了他想要維護的建制。
嚴格來說,民主黨應該是香港民主化成熟之後才出現的東西,他生錯了時代。不過與其說生錯了時代,不如說他們因為那幾年的好時光,誤會了自己處於甚麼時代,而一直沒有意識到打從一開始事情就不是這樣,他們沒想過也不知道自己處於一個「民主前時代」,也不懂去處理。
就像羅馬帝國遺留在不列顛的遺民 Roman Briton 一樣,他們一直過著帝國給予的文明與生活,當帝國離開時,他們才發覺不列顛島其實是一個充滿蠻族的地方,他們要學會保護自己。要不就是適應與演化下去,羅馬帝國不再存在,就不可能延續過去的制度與生活,終究你還是要按英格蘭的規則來玩。
而香港整體都是活在很多英國人的遺產下,而且也為英國人的遺產所特化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