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建聯創黨主席、立法會前主席曾鈺成接受《星島》專訪時表示，區議會在回歸後一段時間都扮演超乎《基本法》規定的角色，這一點曾獲中央和特區政府的默許以至鼓勵，但2019年產生的區議會作了惡劣示範，完全顛覆其本身職能，令中央和特區確信原先區議會產生方式會「出事」，直言以選舉為主導的政治似乎已「此路不通」。
「議會」二字自帶政權機關意味
曾鈺成拉闊格局回顧歷史，指上世紀八十年代起，由港英政府到回歸後的特區政府，都形成很多人先入為主的觀念：區議會是三級議會制（殺局前）的第一級，「『議會』兩個字本身就有政權機關的意味，這很明顯是和《基本法》第97條的描述不符的。」
可是特區政府一直沒有糾正這個觀念，1999年甚至主動將區議會的英文「District Boards」，改名為「District Councils」。他續道：「『council』即是議會的意思，這是進一步強化（區議會政治色彩）。於是很多人包括我們民建聯，都奉行這個制度，認為這是香港代議政制第一步，於是才有逐步取消委任制，中央也沒有反對這種民主化發展。」
然而曾鈺成認為，修例風波下產生的區議會，顛覆了區議會原有的功能，徹底改變中央和特區政府對地區行政的想像，政府當然振振有詞去改制，「完全起不到諮詢的功能，中央和特區政府都強烈相信，按照原有方向發展的區議會是錯誤的。」
1994年區議會選舉，民建聯主席曾鈺成參加誓師大會。民建聯圖片
2003年區議會選舉，民建聯大敗。民建聯圖片
立法會前主席曾鈺成。（禇樂琪攝）
回歸後民選程度漸高 管治卻沒改善
曾鈺成在「錯誤」二字下了重音，似乎當中有更深層意義。他解釋，問題要切割成兩個層次：第一層，是2019年產生的區議會令中央和特區政府發現，根據以往的制度可能會出大問題；第二個層次是整個「選舉主導」政治制度似乎已此路不通，外國如是，香港更是如此。
曾鈺成解釋，上世紀八十年代起草《基本法》時，所有人都認為民主是好事，「要注意這裡指的不是現時說的『中式民主』，是西方最普遍的政治制度，以選舉為基礎，大家都以此為最終目標，所以《基本法》裡的普選最終目標，是我們中國人自己寫進去的。當時中央都信普選是適合香港的優越制度，甚至整個世界都相信中國最終也要走這條路。」
不過時移勢易，曾鈺成指，踏入21世紀，西方面臨眾多問題，包括社會資源分配不公、金融海嘯將美國政府偏幫大財團的弊端表露無遺等，「（西方式）民主不是令社會更公平？原來不是。中國不走你西方那條路，但偏偏行得通，發展舉世矚目，經濟發展得最快，社會最穩定，國際上也沒有威脅其他國家聽他們那一套。」
落到香港，曾鈺成指無可否認，香港回歸以來政制——包括區議會的選舉成份愈來愈高，但整體管治和社會局面卻沒有因此變好，反而常出亂子，甚至動搖根本憲制秩序，「有些人說立法會和區議會是『民主倒退』，顯然是以過去的標準衡量。國家已經給足機會你學習西方那一套，偏偏就行不通。發生的事情其實在催迫大家重新思考，到底過去所走的民主路是否真的行呢？」
曾鈺成指，起草《基本法》期間所有人都認為西方民主是好制度，所以雙普選的目標是中央都同意之下加進去的。（資料圖片）
區議會大改組後，民選比例大幅下降。（資料圖片）
稱中央仍未放棄雙普選
被問到這是否意味未來香港，整套「選舉式民主」想像已被放棄？曾鈺成認為未必，舉例指前年立法會選舉翌日，中央發表《「一國兩制」下香港的民主發展》白皮書，內容大篇幅駁斥西方言論，但在最後一個章節中，仍然表示將繼續按照憲法、《基本法》和全國人大及其常委會有關決定，與香港各界為雙普選目標共同努力，沒有否定普選。
具體而言，曾鈺成說：「『一國兩制』之下，一定要保證選出來的行政、立法機關不會和中央作對，如何增加普選成分都是這樣，不可能完全放開，沒有任何國家會容許體制選出來的人拆自己的台。其他地方的人要參選都是鬥愛國，根本不用爭拗，但香港過往卻不是，就是因為這麼特別，所以才要有篩選門檻。當『愛國者治港』有保證了，香港政治環境轉正，所有參與公共事務的人都像習主席所說，自覺維國家根本制度，不怕再選出不愛國者了，選舉方法、資格審查機制自然有空間放寬，但很難期望一、兩屆之內可以做到。」
被問到民主派今年若不參選區議會，是否如全國僑聯副主席盧文端所指「自尋死路」，曾鈺成稱不宜評論，尤其民主黨要平衡自身的主觀和客觀條件，「他們也要考慮支持者是否接受參選，要是參選又會否連基本支持者都一併失去，不參選又有什麼影響。作為外人我們不了解他們實際情況怎樣，沒有身份角色去評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