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後一次見到我的老教授阿不都卡德爾·加拉里丁(Abduqadir Jalalidin)，是2016年底在他的烏魯木齊住所。就著他家自製的拉條子和幾瓶中國白酒，我們談笑風生，從維吾爾文學到美國政治無所不聊。加拉里丁本人也是一位著名詩人，幾年前，當我為我的維吾爾詩歌碩士論文做答辯時，他坐在我對面，問了一些尖銳的問題。而現在我們只是朋友。
那是個難忘的夜晚，自從2018年初得知加拉里丁和其他100多萬維吾爾人被送進中國的拘禁營後，我多次想起那個晚上。
就像我的其他朋友和同事一樣，他們消失在這個巨大的秘密古拉格集中營裡，幾個月甚至幾年來，加拉里丁音訊全無。然後，在今年夏末，沉默被打破了。我得知即使在拘禁營裡，我的老教授還在繼續寫詩。其他囚犯已將他的新詩銘記於心，並設法將其中一首傳送到拘禁營的大門之外。
在這個被遺忘的地方，我沒有愛人的撫摸/每個夜晚都有更黑暗的夢，
我沒有護身符/生命就是我唯一所求，我沒有別的渴望/無聲的想法折磨著我，
我沒有任何希望
我曾經是誰，我變成了什麼，我不知道/能向誰傾訴我的心願，
我無法訴說/我的愛，命運的心意難測/我渴望走向你，
我沒有行動的力氣從裂縫和罅隙，我看到季節的變化/為尋找你的消息，
我徒勞地尋找花蕾/我從心底渴望和你在一起/有什麼道路通往這裡，
為什麼我沒有回家的路
加拉里丁的詩，是中國新疆維吾爾自治區的一場仍在進行中的災難的有力見證。自2017年以來，中國政府將越來越多的維吾爾人和其他穆斯林少數民族納入不斷擴大的拘禁營、監獄和強迫勞動設施體系。一場大規模的絕育運動以維吾爾女性為目標，而前段時間發現來自該地區的數噸人發，很可能就源於這些拘禁營，這令人想起人類歷史上一些最黑暗的時刻。
但教授的詩也證明，維吾爾人將詩歌作為一種社區生存手段的獨特用途。面對鋪天蓋地的國家暴力，人們可能會覺得詩歌沒有什麼幫助。然而，對許多維吾爾人來說——包括那些冒著風險分享加拉里丁詩歌的人——詩歌的力量和重要性在美國語境中是無法想像的。
詩歌滲透著維吾爾人的生活。有影響力的文化人物往往是詩人，各種背景的維吾爾人都會寫詩。日常對話裡充滿民謠的節奏——比如“不要忘記自己的根/讓你的舊靴子保持光澤”這樣通行的民間諺語——社交媒體上也充滿各種新作的詩句，內容包括失業到語言保存等各種話題。每個維吾爾人都知道1933年被一名中國軍閥殺害的詩人阿卜杜哈利克(Abdukhaliq)的話：“醒醒吧，可憐的維吾爾人，你睡得夠久了……”
維吾爾人在歐亞文明的十字路口生活了千年，他們的詩歌汲取了突厥口頭詩歌的巧妙簡潔，波斯詩歌的複雜韻律，以及來自歐洲、阿拉伯世界和中國的現代主義潮流。口頭和書面形式交融在阿迪爾·圖尼亞孜(Adil Tuniyaz)等當代維吾爾詩人的作品中；而體裁則從我的教授的古典主義到前衛的反偶像主義虛無派無所不包。 （“一首詩與孤獨的貓頭鷹一同飛翔，給夜晚帶來憂鬱的美麗，”熱情洋溢而高深莫測的《2009年虛無宣言》這樣寫道。）
幾代人以來，這種充滿活力的詩意文化讓維吾爾人把詩歌磨練成對抗殖民和壓迫的集體力量源泉。比如在19世紀，反清鬥士薩迪爾·帕力萬(Sadir Palwan)通過口口相傳的民間詩歌激發反帝國情緒。薩迪爾一次又一次被關押，在牢房里和多次越獄的過程中，他經常創作詩句，尖刻地諷刺殖民當局。 “在去往庫爾的路上，你的馬車壞了嗎，大人？抓到了薩迪爾，你現在心滿意足了嗎，大人？”
一個世紀後，在1966–1976年的文化大革命期間，維吾爾作家被監禁，他們的書籍被燒毀，但民間詩人卻通過記憶和口口相傳來維持他們的藝術。 1980年代，他們的作品對維吾爾文化的複興起到了重要作用，大量觀眾再次聚集在一起聆聽他們的史詩。
進入21世紀，維吾爾人類學家熱依拉·達吾提(Rahile Dawut)開始記錄這些集體記憶的文獻，為當地歷史提供草根視角。例如，在新疆東部的哈密地區，達吾提記錄了一段史詩，講述了17世紀準噶爾蒙古人血腥征服哈密後維吾爾人的起義。 “聽我講述過去，”一位著名哈密民間詩人唱道，然後他講述了亞奇貝格(Yachibeg)的悲慘故事，他領導起義取得了一連串的勝利，後來被當地官員出賣。
達吾提讚美維吾爾文化的豐富和活力，同時敏銳地意識到它持續面臨的壓力。 “每次去實地考察，”她在2010年的一篇文章中寫道，“我從人們的'活博物館'回來，都決心繼續收集更多的材料。遺憾的是，等我再回去的時候，這些材料都已經不見了。”因為地方官員阻礙了口頭詩歌的表演和傳播。達吾提本人現在也已經消失了，自2017年底以來，她和新疆大學的許多其他維吾爾族教授一起遭到拘禁。
如今，在中國政府禁止維吾爾書籍、夷平穆斯林墓地的時候，詩歌仍然是維吾爾人民堅持和抵抗的一種強大形式。世界各地的維吾爾人都在用詩歌來應對家鄉的災難。 2018年， 身在華盛頓的流亡詩人塔希爾·哈木提·伊茲格爾(Tahir Hamut Izgil)寫道：
“我額頭上的靶子/也無法讓我下跪。”
就在流亡海外的維吾爾知識分子記錄這些暴行的同時，隨著中國消滅維吾爾族身份的運動不斷升級，新疆大多數知名的維吾爾知識分子，無論自由主義者還是保守主義者，虔誠的穆斯林還是不可知論者，黨的支持者還是批評者——都已經消失在拘禁營裡。
但身份是一種頑固的東西，正如維吾爾詩人、小說家帕爾哈特·圖爾松(Perhat Tursun)在一首著名的詩中所稱的那樣：
就像塔里木河的水/我們從這裡開始/我們也將在這裡結束/我們不是從別處而來/我們也不會到別處去/如果是神創造人類/神也是在這個地方創造我們/如果人類是猿猴進化而來/我們也是這個地方的猿猴進化來的
十多年前，圖爾松第一次把這首詩放到網上後的幾個月裡，我在烏魯木齊的朋友們都會背誦其中的片段。 2018年初，隨著中國對維吾爾知識分子的清洗擴大，圖爾松被送進了拘禁營。然而，他的聲音仍在迴盪：在我寫這篇文章的時候，我還看到一名流亡海外的維吾爾活動人士在社交媒體上發布了圖爾鬆的詩，它在那裡繼續廣泛流傳。
世界可以從一個將藝術作為威權主義解藥的文化中學到很多東西。在鐵絲網和哨塔之後，我的老教授提醒我們，當這種文化被消滅之時，我們決不能默默地站在那裡。
https://cn.nytimes.com/opinion/20201124/uighur-poetry-xinjiang-china/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