說到其他示威者被控告的故事，曾健超就如數家珍，原來他曾計畫和朋友出一本叫《龍和道》得書，計劃中的十個訪問已經做了一半，但後來因要處理官司和選舉，加上案件正在審訊中的話，不能透露太多，所以就將計劃擱置了。
歸功其他示威者，但又高調接受訪問？曾健超說，每件事始終都要一個焦點，他只希望接受訪問的同時，能夠帶出其他人的故事，讓更多人受到關注。
曾健超認為自己背負著很多人期望。何君健攝
即使是切身的「襲警案」和「七警案」，曾健超都不認為是自己一人的事情。「我一開始已經定性這不是我曾健超一個人，對抗七個警察或者警務處的案件。」曾健超覺得自己背負很多人的期望，「我希望我的案件最後有公義判決，雨傘運動其他受傷害、被打過、被警察濫捕過的人，之後可以用這個做案例提出民事索償，刑事檢控好，都開了一個開頭。」
所以曾健超對於一切可能影響裁決結果的因素，都非常謹慎。訪問未正式開始前，他就已主動劃下了界線：「基本上你問咩我都會答，但有部份涉及案情，我就唔方便回答。」因為他被告的案件正在上訴中，加上預計七名警員會就裁決提出上訴，所以一切都要謹慎、謹慎，再謹慎。
要額外謹慎，是因為對方代表律師太厲害。代表第二被告劉卓毅的資深大律師清洪，在庭上引述曾健超事發後在《am730》的獨家專訪，提到的一句「我俾人抬走時已經阿媽都唔認得」，又曾引述他FB的發言內容，指他因憎恨警察，所以要誣陷他們。曾健超的隻言片語，都會成為對方的武器，所以他公開說話都要特別謹慎，不想因為說話內容引起誤會，而令法庭錯判。
在二月遲來的冷冬風中，曾健超再次和記者回到龍和道變電站，這個被稱為「暗角」的地方，兩年前他就是被警察抬到這裏毆打。記者尚未開口，曾健超已「自動波」解釋事發經過：我由這裏被抬到那裏、記者被攔在那裏都拍到很了不起、當時周圍情況又如何這般，全部故事張口就來，彷彿對他而言，一切還是昨日發生般清晰可見。
因為除了上庭作供不能記錯，亦是因為過去兩年內，「被人打嗰個」的標籤從未離開過他。「最直接影響會有人指指點點，走過來鬧你，有疑似警察或者穿著制服的警察會過來挑釁你。」曾經有穿著制服的警察，在他家公園樓下看到他，就對另一個警員說：「呢個咪曾健超囉，真係想打多佢一鑊。」
「就算你幾強大、幾正面都好，忽然有個人走過來鬧你五分鐘，然後走咗去，你都會有難受的感覺。」然後他突然口風一轉，說香港其實也有很多很好的人，然後就開始長篇大論，由市民如何為他擋開挑釁的大媽、每次出庭都為他隔開示威者，到無綫新聞部拍得片段的攝影師、令片段出街的記者採主、首批簽署聯署聲明的TVB記者，以及背後做事的律師團隊。所有人在他口中，似乎都變成特別正面和友善。
不過，這種「好」亦是一種壓力。「當我到七警案做證人的時候，那個壓力很大，每日坐在那裏六個小時，被不同人質問，應付壓力好辛苦，我做證人要講咩、唔講咩的時候。」他擔心自己的過錯，會讓對方有機可乘鑽漏子，趁機打甩罪名，讓背後的人失望，但他強調作供的首要原則還是要誠實。
兩年間，不只是精神壓力，財政壓力亦對曾健超影響深遠。「你知道官司就算不是每日上庭都好，都很困身，我也不可能而家返工，然後話畀人聽，可能半年後我要坐一個月監，所以我都想等官司過咗先。」兩年間沒有固定工作，只有偶爾的社工兼職，加上幫上屆立法會議員做資料搜集，每個月收入幾千元，但立法會換屆之後就連這份工都沒有了。
沒有收入，他形容自己生活清淡樸素，全靠和家人同住才可以撐下去。「我阿爸阿妹特別在過年時候，封咗好大封的利市畀我。」他苦笑着說：「你想想看多慚愧，你未結婚，大你個妹七年，無業，要靠你個妹封一封大利市給你過年，怕你無錢使。」結果那封利市當日就立刻拆開，「夾咗選委的1050元（選舉開支）」。 每次約朋友吃飯，對方都會爭住埋單，知道有兼職工作都會優先介紹給他。
兩年沒有固定收入、上街又被人指指點點、上庭作供又大壓力，難道不想好好休息一下？「想啊，完了官司後想去take a break，不知道到時有無錢呢？不過，事情完了之後，我可能就要在監獄中take a break了。」他輕鬆地笑了一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