危險已經過去了？
移民香港多年的Freidrich在一間德國公司工作，三年前被公司派駐到北京當市場研究的高層。一天，三個短髮的中國男子敲門，Freidrich不虞有詐打開門後，便被強行帶上一架深色車窗的七人車上。縱使他不停地問原因，那三名男子卻一直一言不發。車走上了陌生的路，坐在兩名男子中間的Freidrich心想「會不會是綁架？」他一直在等待機會報警，卻又不敢拿出電話，生怕立即會有危險。
車子停下來，Freidrich被帶進一間只有一張桌和兩張椅的房間，他被指示坐下後，有另一名男子進入房裏坐到對面。無論Freidrich怎麼提問，那些男子都沒有回應，站著的兩個只是守著門口，坐下的只顧做自己的文件。Freidrich偷看了一下，卻看不懂文件上滿滿的中文。就這樣，便過了一小時。Freidrich開始覺得著急了，便要求上廁所，希望能報警。可是，剛剛帶他來的人卻嚴密地監視著他，苦無機會。回到房裏後，又是這樣靜默了個多小時。Freidrich忍不住，大力拍了一下桌子，說：「你們是甚麼人？我要回家！」坐著的那位男子只瞄了他一下，便又埋首文件。Freidrich拿出了電話，正要打110的時候，電話立即被奪過去。「還我電話！」Freidrich怒哮了一下，沒想到，他得到的回應是：「我們便是警察。先保管一下你的電話。」
說畢，那幾個男子繼續默不作聲，過了良久，放了一個飯盒到枱上。Freidrich連碰也沒有碰，生怕被下毒。看一看手錶，原來不經不覺已被扣留了八小時，「我可以見律師嗎？」Freidrich禮貌地問。坐下的男子終於簡短地回應：「我們懷疑你的公司在中國進行間諜工作，偷取了國家機密。我們要對你的手機作資料分析，我們還是會再找你。」Freidrich被送回市中心後，急急回家，一心想要盡快回到香港，可是怎麼找也找不到護照，本來蓋上了的手提電腦也被打開了。身在網絡監控嚴密的中國，Freidrich只能跟留在香港的華人太太隱晦地說：「我很好，暫時不能回家，不用擔心。」太太自小在中國長大，很快便擔憂起來，但也明白即使到大陸也幫不上忙，只能找大使館求助。之後數個月，Freidrich不定期地被公安帶走問話，有時卻被沉默對待幾小時。一天下午，在問話過後，公安突然把護照發還Freidrich，說他可以離開。能夠回家，本應高興，沒想到他的行為竟然變得異常。
回港後，Freidrich的心情仍放鬆不了，每天重覆地想起這幾個月來發生的事，心想死也不要再到大陸。在一個寧靜的晚上，睡夢中的Freidrich突然驚醒過來，滿身是汗。
「又造惡夢了嗎？」太太一邊以手抹著Freidrich額上的汗一邊說。
「嗯……我夢見被困在海上，我要不停地游，但都沒有看到可以上岸的地方。」除了被困的夢，也有被拘留的夢，更有公安到香港拘捕他的夢。只要睡著，幾乎也發惡夢。因此，他變得不只對大陸有逃避，而是連睡覺也要逃避。
一天，他陪兒子玩耍時，突然推倒所有積木，之後在地上爬行著。兒子起初以為他是在玩另一個遊戲，還滿開心地模仿。可是，過了十多分鐘，Freidrich突然呆坐著，有如電腦當機般怎樣也沒有反應。兒子被嚇得哭了起來，太太趕過來不知就裡，只有故作鎮定地安慰了兒子，嘗試跟Freidrich談話。但要到十多分鐘後，他才反應過來，而且對剛剛發生的事毫無印象……這樣失常和失憶的情況每隔幾天便會出現一次。正因這些情況完全不能被預測，出現時也不能以任何方法減緩，太太只有帶他到精神科求診。
太太很想知道在大陸發生了甚麼事，但每次一提起，Freidrich便會突然變得很緊張，立即要她停止相關話題。所以，太太只是知道，在Freidrich被調查前，公司已經跟北京有協議。但協議內容是甚麼，他們無從得知。生於大陸的太太為了還丈夫一個公道，寄出了多封信件，向北京及Freidrich公司查詢。她很明白大陸的政府部門是不可能回覆的，怎料公司也在含糊其辭，使她十分氣憤，因此她決定控告Freidrich的公司。可是，以Freidrich的精神狀態，根本不可能幫得上忙，她可謂孤軍作戰。
「那幾個月的軟禁和問話，對Freidrich造成了很大的壓力。出現了創傷後壓力症，即Post-traumatic stress disorder。」多年來遇上患創傷後壓力症的病人很多，有工傷、交通意外、被襲擊、被性侵等，但如Freidrich般出現失去意識的解離狀態還是很罕有。若只以抗抑鬱藥治療，成功機會大約是四成。但症狀越拖得久，便越難根治。因此，面對這麼嚴重的症狀，也對他進行了心理治療。
即使有創傷，也不是每人也會出現症狀。以伊拉克戰爭的士兵為例，大約有三成的士兵患上創傷後壓力症。每人生理構造的不同當然佔了很大的因素，但也跟創傷事件的特性有關。雖然Freidrich沒有被虐打，但拘留問話都是突如其來，甚至很多時的「問話」也只是默不作聲，使他不能預測當局會對他做甚麼。從沒有類似經歷的他也不能求助，這些都令他感到事情完全不受控和極度惶恐。這些都使他的生理和情感系統處於活躍狀態，在這狀態下，一些與事件不大相關的事物也很容易與令他驚恐的事件產生連繫。結果，Freidrich不只逃避被軟禁的事，甚至逃避一切與公司、大陸、北京有關的消息。這種逃避的策略只能短暫地舒緩焦慮情緒，長遠只會使病情變得更嚴重。因此，心理治療主要針對他的思考謬誤，例如，一起檢視「是否所有相關事物都危險」、「危險是否已經過去」等想法。也會由淺入深地跟他重回創傷事件，例如先看公司調他到北京的文件、看他在北京時曾發過的訊息和相關相片、再慢慢要他覆述那數個月的情況。透過這些練習，Freidrich慢慢減少了惡夢和驚恐的情況，但他間竭性失去回應的情況始終持續。
治療的路還要走很遠才到終點，他的太太也因獨力照顧家庭和處理官司而患上了抑鬱症，成為了我的病人。本來，他離終點越來越近，可是近日提出的《逃犯條例》恐怕會使他，不，是整個香港都感到焦慮。雖然在治療時反覆跟他驗證在香港和北京的分別，但心裏也不禁問「危險真的已經過去了嗎？」。
但明明無大力撞到頭，係落地陷到少少無爆缸，私家話叫我去照磁力共振睇吓抑鬱關唔關撞親個腦事，其實有無可能？